[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8)04-0096-08 香港回归20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平均年增速为3.2%。这主要应该是经济体发展在进入“后工业化”之后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规律规定所然，当然也因受国内外等外围经济因素的影响。多年来，香港失业率维持在接近充分就业的3.1%—3.2%。将这些数据与世界上成熟经济体作比较，可以看出香港经济整体发展是相当不错的。某些学者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将其与内地发展速度进行类比后，认为香港过去20年来经济发展速度过于低下，这是不客观的。笔者认为，目前香港的经济发展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但绝不是速度问题。约束香港经济发展特别是未来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发展定向和结构问题。香港经济的发展定位只有随自身发展环境及条件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地作相应调整，才有可能保持强大的城市竞争力，并健康稳定发展。因此，讨论香港经济首先必须清晰地确立发展定位。 一、香港经济发展定位及问题 香港经济的竞争力受其发展定位的规定和影响。区域及城市经济发展定位包含着整体定位及具体定位等多个层面。香港的经济发展定位尚存在一些问题。 (一)整体定位未能因应环境变化作有效调整 20世纪80年代香港曾委托美国斯坦福国际战略研究所作相关战略研究。该机构通过分析香港当时所处的战略环境，以及所拥有的战略资源和条件，提出香港经济发展必须利用内地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巨大潜力。面对内地虽着力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又对外相对封闭，缺少必要的渠道和机遇的现实，香港紧紧地维系于“内—港—外”(因当时香港尚未回归，报告称“中—港—外”。本文为规范行文，改称“内—港—外”)这一战略定位上，通过扮演内地在对外贸易及对外合作方面的“桥头堡”以寻求自身的最佳发展。之后，关于香港经济的发展定位，虽然在不同时期内容会有所调整，但在整体上一直都在国际性出口加工运营中心、国际性贸易中心、国际性金融中心、国际性投资中心、国际性旅游中心、国际性航运中心和国际性信息中心等多项内容的“国际性多功能经济中心”这一内涵清晰的定位中作选项(杨英，2002)①，并以“内—港—外”为核心着力点。笔者认为，内地推行改革开放以来，上述对香港经济的整体定位是非常清晰有效的。直至2013年6月，梁振英在美国纽约访问时首次提出“超级联系人”的概念：香港与内地关系密切，加上国际大都会的优势，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可以担当“超级联系人”的角色。②之后，“内—港—外”这种定位更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如自2015年起，每年香港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均将香港经济发展的整体定位锁定于内地对外联系的“超级联系人”：2015年指出“香港的大小产业，都有一个共同优势，就是在中国内地和外国之间的联通作用，是国内外的‘超级联系人’”；2016年提出“香港要发展好经济，必须同时重视国内外的经济关系”，“凭借‘一国’和‘两制’的双重优势，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既引进外国的技术和资金，也可以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平台和伙伴”；2017年开始进一步收窄“超级联系人”内涵，将其更明确地锁定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提出“政府继续全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凭着‘一国两制’及其他优势，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作用”。同时，不少学者及官员们便以此思路定位香港的经济发展。如陈义兴等(2017)认为，香港一直都扮演着连接中国内地和世界之间“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但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推进及经济的高速发展，两地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香港相对于内地的优势也日渐消失，加上各种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其经济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艰难时期。为此，香港经济能否再创辉煌，很大程度取决于其能否抓住“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重新对自身经济发展定位作适时的调整。③张伟(2016)更是直接将“一带一路”中“超级联系人”作为香港的定位并提出相应的建议。④各学术论坛及会议上多人将香港的“内—港—外”定位于内地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超级联系人”。 世界政治和国内外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对外开放在进一步推进并正在极力加强其在全球经济的倡导作用和主导地位，自然使内地的外向经济对香港的直接依赖性越发减弱。如香港在内地利用外资及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就在逐步降低，商务部台港澳司统计资料显示，至2016年内地与香港贸易额为3 052.5亿美元，仅占内地对外贸易总额的8.3%，香港已由内地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降为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场；截至2016年12月底，内地累计实际使用港资及内地对香港非金融类累计直接投资分别降至51.7%和52.9%。⑤当“内—港—外”这一国际性多功能经济中心的定位，遇上内地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及不断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后，其合理性及引导经济发展的有效性自然会出现难以调和的问题。 (二)具体定位不合理 城市的整体定位不合理，必然导致香港在自身发展与所拥有的资源及对所处的环境条件的挖掘上存在偏差。 1.“四大主要行业”仅以现状为依据，缺少动态意识 目前香港将GDP占比较高的行业圈定为所谓“四大主要行业”(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将其称为支柱产业)，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近年来的“四大主要行业”虽然在全港GDP总量的占比一直在50%以上，但却呈连续性下降的趋势。这一水平已从2011年的58.5%降至2016年的56.6%。其主要特征有三。一是作为专业化主导性产业的金融服务业虽呈稳步上升态势，但从横向比较看却还是落后了。2008年初，在《时代周刊》发表的一篇名为《三城记》(A tale of three cities)的文章中，就运用一个叫“纽伦港”(Nylonkong)的新词，直接绕过东京、巴黎，将香港与纽约、伦敦共列为21世纪全球化国际大都会的典范，认为认识了这三座国际大都市，便可把握当今的全球化时代。⑥资料显示，多年来纽约和伦敦交替争夺全球金融中心的前两位次，而香港与新加坡则你追我赶争夺第三位次，且多数情况下是名列第三，这便是美国《时代周刊》曾将纽约、伦敦、香港列为三大世界金融中心，并称“纽伦港”的最主要原因。但大公网于2016年报道，智库机构Z/Yen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反映，在全球86个金融中心排名中，伦敦、纽约继续居全球首两位，而香港已首次被新加坡超越，跌出三甲。⑦二是由完善的法治环境、人才优势、信用基础、资源基础及产业基础(杨英等，2010)⑧支撑的专业服务及其他工商业支援的服务业和旅游业，本应该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前者却仅基本保持不变，后者则因定向问题(杨英等，2008)⑨而仅略有上升。三是从比较优势理论看，因周边的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港口及物流枢纽众多且渐成网络状分布，与之相比，香港无论在港口开发、建设及维护成本，还是人力成本上，均明显偏高，因而其贸易及物流成本一直在不断趋高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20世纪末起香港的不少转口贸易不断转为离岸贸易，正是为降低运营成本、更好发挥自身各类比较优势的顺势而为。从长远看，香港发展贸易及物流的“主要行业”地位正在发生的这一变化的趋势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及认真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