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18)04-0017-09 在台湾的政治变迁过程中，社会运动处于较为中枢的位置。国民党当局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与社会运动距离较远，甚至与社会运动是对立的关系，即便国民党成为在野党之后，也无法与社会运动充分结合。因而在讨论社会运动与政治动员关系时，往往指涉党外运动和后来的民进党等反国民党势力与社会运动的关联。在相当长时期内社会运动扮演了反对势力[1]政治动员中介的角色。社会运动与反对势力结盟，推动了台湾政治生态结构的持续调整。不过，社会运动与政治动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当台湾政治结构实现了结构性调整之后，社会运动与民进党等政治盟友之间的结构性张力逐步显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开始调整，台湾政治生态结构也随之进入调整期。 一、台湾社会运动的政治底色 台湾的社会运动在政治结构变迁过程中展开，与反对势力和国民党当局之间的政治斗争过程相互交缠，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自20世纪80年代大量出现的社会运动冲击了国民党威权统治的社会基础，其体制外运作的方式对政治体系产生了较大冲击，推动了台湾政治生态结构的持续调整。在2000年之前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台湾的社会运动多与反对势力结盟，使社会运动带有明显的政治运动色彩。 从一般意义上说，社会运动无论从基本论述、目标设置和实现路径上都与政治运动有着相当大的区别，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一个广为讨论的议题。台湾学界对社会运动与政治的关系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萧新煌等学者认为社会运动本身就是政治的组成部分。“社运可以自外于政党，而且不要受到政党的影响，但社运不可能自外于政治，它更可以和政党结盟，它应该监督政党、更应该自主决定和政党是走在一起，还是不走在一起。”[2]这种话语强调了社会运动可以作为政治改造工具的预设，同时又巧妙地隐去了社会运动可以被操纵的事实，利用社会运动进行政治动员的逻辑非常清晰。谭乐基说得更为直白，“把去政治化当成运动的主线，并把去政治化的操作坚持到底，这种操作模式是非常差劲的做法。”“将社会运动去政治化到底的模式，把政治手段排除，并没有触及也没有改变到政治问题的核心——制度的本身，这种操作模式的社会运动到了最后往往难以取得成果，而且消耗民力不利往后抗争。”[3]在上述话语中，对抗权威与制度改造成为社会运动叙事的重要内容，社会运动被视为政治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 另外一种社会运动观则强调社会运动的自主性。何明修认为，一般社会运动的概念往往强调两个方面：一是以有组织的方式来要求某一种社会变迁；二是采取常态体制外的行动。这种概念的便利之处在于可以把形形色色的政治抗争纳入社会运动分析的范畴，但问题在于，在这个概念体系下社会运动与政治冲突很难清晰地区分开来，社会运动及群众动员不外乎是政治冲突的延伸，往往是将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争议从议场转移到了街头。为了避免将社会运动与社会冲突和政治冲突混为一谈，何明修认为在社会运动概念中应该强调其文化导向内涵，即试图改变既有的社会运作方式，或者说，要求打破社会体系的限制。[4]这种社会运动观显然也关注社会改造，不过其关注点并不仅仅限于政治系统的改造，而是涉及整体社会结构的改造。 显然，上述两种社会运动观都不否认社会运动与政治有着极紧密关联这一事实。但不同之处在于，如果以第一种观点来看，社会运动的自主性相对较差，同时持续性也会相对较差，一旦政治制度改造的任务完成，即作为政治动员工具的功能利用完结之后，社会运动自然会遭到削弱。而以第二种视角观之，社会运动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稳定动力。这种认知上的差异足以形成台湾学界关于社会运动观的根本区别。因此何明修批评说，在台湾社会学界，“社会力”、“民间社会”、“自主性”、“反支配性格”等源自西方新社会运动理论的概念被选择性地引介入本土的社会学论述之中，成为通用而流行的词汇。[5]何明修所指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概念的“选择性”引进，即通过对这些社会运动理论的引入及重构，形成了以对立与对抗为核心的社会运动理论，台湾的社会运动往往被纳入政治变迁过程进行探讨，并被过多赋予政治制度改造的意涵。如果从社会运动改变现有社会体系的目标指向来说，这种思考方向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其极端形式，即将社会运动的其他主要功能剥离，只是保留并强调社会运动的政治改造功能，这对社会运动来说，只能是一种异化。 社会运动是社会自身矛盾的展开。以环保运动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环保运动风起云涌，主要根源在于岛内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民众在无奈之下只能起而抗争。李丁讚在论及这段时期的社会运动时说，“在食油、稻米、蔬菜、鱼虾贝类所代表生与死的矛盾点上，将各地的污染问题与全台湾的民众联结、将特定身体的受害与全台湾民众的恐惧联结。…因为对食品无法安心、对政府有疑虑、对污染无法视而不见，因此个人的受害形象能造成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冲击，社会大众直接感同身受地面对社会污染与恐怖。”[6]台湾社会80年代初期社会运动主要表现形式为民众的自发抗争，并没有多少政治人物以及专业团队参与。环境污染是经济发展成本外部化的典型表现。从更一般的发展视角来看，这一时期社会运动的意涵在于，经济发展导致台湾社会的利益结构改变并引发冲突，社会运动在推动利益结构调整的抗争中扮演了先锋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