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随着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希望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而反过来看文艺界的现状，在连续几次发起规模很大的批判唯心论的运动（这是必要和有成效的，但方式未必得当）之后，又提出胡风一案，搞得那样惨重，文艺家们是越来越小心翼翼。这既表现在艺术风格的探索上面，也反映在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力度上面。 对这种不敢写和写得不好的情况，毛泽东1955年底就有所发觉，并表示了不满，说话的语气还很强烈： 印度的电影片一星期有好几百万人看，我们自己的片子则很少人看，这就是人们以不看的法子来批评，因为没有味道，引不起兴趣。做得不好，人家总是要讲话的。文艺中的形式主义是弱点，千篇一律不好，要依情况出发，要入情入理。[①] 这年12月，他在杭州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在一段按语中，径直提出：“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下乡去从事指导合作化的人们也是看得多写得少。” 从操作上来讲，此时文艺界做事，也显得很被动小心。许多小事都要向中央或毛泽东请示报告。一个例子是当时缺少儿童文学作品，也得要毛泽东在有关文件上批示“邀些有关的同志谈一下，设法解决。”这是8月间的事。根据这个批示，有关部门找了文化部、教育部、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保卫儿童委员会、团中央以及一些出版社的负责人开了个座谈会，随后又把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改进少年儿童读物创作问题的报告以及文化部、教育部的有关报告，送请毛泽东审阅。这已是10月底了。毛泽东的批示是：“你们可以照你们的布置去做，不要等候我提意见。”他大概也觉得，怎样繁荣儿童文学创作也要自己亲自批示后才具体动手，也太不利于发挥文艺界的积极性了。 显然，这种情况不光文艺界独有。总体上讲，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知识分子的日子是不大好过的。有的部门对待知识分子出现了明显的“左”的偏向。毛泽东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不要讳言‘左’的偏向”，“要采取措施加以克服”。[②] 正是在文化艺术界的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此，他后来也说，“这个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③] 酝酿这个方针的第一步，是中央于1956年1月召开的一千多人参加的知识分子会议。这个会议主要是解决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 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在与会者中也有争论。有的人甚至表示，“不要他们也行”。显然，这种想法与建国后文化界思想界越来越严重的几次批判运动是有关系的。毛泽东在1月20日的讲话中引了这个话，说其意是“老子革了一辈子命，没有知识分子也行”，是“很不聪明的话”。接下来提出：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是革技术的命，是革文化的命，要搞科学，革愚蠢无知的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你也行呀，没有他们（指知识分子——引注）就不行了。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说建国后对知识分子“没有给他们应有的信任”，使他们“没有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还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里补充一个材料，或许能更直接和浅白地说明毛泽东那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实际考虑。1956年8月6日他在同印尼议长的谈话中说：中国有几百万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会没有戏看，没人画画，没人作曲，没人看病，没人从事科学艺术，没有报纸。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当中，共产党员只有一百万人，其余都是非共产党人。如果不团结他们，什么事都不好办。 1月间的这次知识分子会议，是很鼓劲的。2月4日晚上，毛泽东还同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了参加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的文艺界代表。毛泽东手拿一个册子，上面写着每人的简历，同写出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和反映工人生活的短篇小说《工地之夜》的作家杜鹏程握手时，问他是不是这些人当中最年轻的，在哪里工作？周恩来、茅盾介绍说是在宝成铁路工地工作，毛泽东还随即念起李白的《蜀道难》中的一些句子。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文艺家，都是相当高兴和轻松的。 但是，这次会议，尽管有文艺界的代表参加，但事实上回避了文化艺术问题，也就是说，人们更注意的是科技知识分子，希望的是向科技进军，包括周恩来的讲话，也没有谈文艺问题。因为文艺仍然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它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太密切了。事实上，当时文艺界的政治批判还在进行呢。就在中央发出通知召开知识分子会议的前一天，即1955年12月15日，还同时批发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要求文艺界“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以后，必须进一步地对于这种现象（指‘小集团活动’——引注）进行批评和斗争……以整顿和纯洁党的文艺队伍。” 文艺界的情况确实特殊一些。在这种情况下文艺界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也就困难一些。但是，为了活跃气氛，繁荣创作，文艺界还是想法做了一些工作。 知识分子会议后，中宣部当即派出一些人到南方一些省市了解文艺界的情况；2月底3月初召开了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3月下旬作协又和团中央联合开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这些举措，除了有知识分子会议这个背景外，还与解决“胡风事件”、“丁陈问题”的复杂影响，和创作批评中的简单化、公式化有关。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对文艺界的这些活动是很重视的。3月2日，他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等主要领导人一起会见了参加作协理事会的作家。这是建国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人唯一一次集体同作协理事会面。而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克服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毛病。周恩来、陈毅还参加了会议的一些活动，和文学家们谈得十分融洽。比如，陈毅说他一生想当文学家，结果当了将军；郭沫若则说他一生想当将军，却当了文学家；周恩来说他想写诗，写了一首给陈毅看，被认为不是诗，从此再不敢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