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从20世纪初开始，现代中国美学家在渐进式展开中国美学的现代理论建构及其体系化建设过程中，便处于一种相当困难的文化语境之中：一方面，现代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直接面临着如何具体接受且“本土化”各种域外思想资源的现实问题，即如何在“中国—西方”这一关系结构体的显在文化冲突与潜在观念纠葛中，进行理论范式与知识建构的具体抉择。20世纪20-40年代间，这一问题大多通过各种美学命题或美学概念/范畴的知识性确定、美学知识的体系化结构形态得以呈现。黄忏华的《美学略史》(1924)、吕澂的《美学浅说》(1923)和《晚近美学思潮》(1924)、陈望道的《美学概论》(1926)、范寿康的《美学概论》(1927)、徐庆誉的《美的哲学》(1928)、李安宅的《美学》(1934)以及傅统先编著的《美学纲要》(1948)等，这些最早让中国人知晓“美学的知识”的著作，便相当具体地反映了“中国—西方”关系在现代中国美学理论建构中的基本存在模式。 另一方面，同“中国—西方”关系模式结伴而行，现代中国美学理论建构无法摆脱“如何弥合传统与现代的分裂关系”问题。对于现代中国美学所欲展开的理论建构而言，置身于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时代特殊性，其潜在的本土资源的现代转换任务或者说文化精神传统及美学思想话语的现代承继工作，随着“西方”的介入而产生出不同以往的崭新的、“现代的”文化价值指向——既保持着某种一以贯之的“中国人”的文化情怀，凸显了对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生活遭际的现实关切，又在具体引入“西方”眼光且直接参照或借用西方知识话语的过程中，连接着传统资源的重新体认及其“现代”发现历程。由此，这一新的、“现代”的美学理论建构，便始终与整个20世纪中国美学的思想特性及其实践功能相关联。换言之，在20世纪中国美学理论建构中，西方资源的引介或借重、本土传统的清理或再发现与再认识，其前提都在于服从美学上的“现代中国”这一具体建构目标。它鲜明地呈现了现代中国美学的内在价值立场，也将现代中国美学建构途径的理论特殊性予以具体化——在“中国—西方”这一特定文化关系模式中，本土思想资源的重新发现、现实体认或理论接续，需要能够同时有效解决由“传统—现代”的文化分裂所带来的理论建构的有效性问题。可以说，“中国—西方”和“传统—现代”作为共时性存在，既分别影响着20世纪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同时又相互交织一道，在“中国传统—西方—中国现代”的文化张力中制约了现代中国美学理论的建构观念与路径选择。 从上述两个方面来看，可以发现，从20世纪初期的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到二三十年代的吕澂、范寿康等人，借重“西方”并以西方学术概念、命题和学说来说明美学问题的根由，不仅在文化转换的现实层面确立了中国美学“现代”建构的前提，也在知识构造层面为美学理论奠定了“现代中国”叙事方式的基本依据。也因此，在吕澂、陈望道、范寿康等人的美学撰述中，举凡美、美感、美感经验、美的形式与分类等取自西方近代以来的知识性话题，便一再进入他们各自的体系性理论视野。就像范寿康所看到的，“美学乃研究关于人类理想之一就是美的理想方面的法则之科学”，“就美学的历史而论，他的发达实较论理学伦理学更迟。西洋最初把美学组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学问家乃是德国的巴姆加敦……巴姆加敦系哲学家，所以他的美学也以哲学的议论为主”，“为研究美的法则起见，我们第一就非先把美的经验加以研究不可。美的经验是什么？美的经验的特色是什么？这是研究美学的人们第一件不可不加考虑的问题”[1](P12、P67)。与此种情形相一致，朱光潜重在以西方的“直觉说”“距离说”作为其在20世纪30年代讨论文艺心理问题的知识论工具。而吕澂则根据近代西方美学的知识发展线索，反复强调美学作为“学的知识”“精神的学”“价值的学”“规范的学”的性质[2](P9)，以为美学“虽不能囫囵的说研究美，又不能偏重的说研究美意识、或美术、或价值，却可以说研究‘美的原理’”，因而“依着论理的次序，自然要从美意识、艺术、价值各方面去分别研究才得明白”[3](P5)。事实上，面对“中国—西方”与“传统—现代”的交织互构，现代中国美学家大多以看齐“西方”、朝向现代知识谱系探进的路径选择，来“科学地”完成美学的“现代中国”建构。这种情况其实也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特别是各种当代美学理论的大规模引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美学之于西方思想体系、理论资源的追寻和移用，再一次达到了一个新的、较世纪初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规模。 显然，在“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冲突与纠葛中，现代中国美学对于自身理论建构的选择，始终无法摆脱“在文化复杂性中有效处理自身资源的利用及其现实转换”的问题。这其中，既包括“西方”“现代”对于中国美学的选择意义问题，也包括了面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态度与价值立场问题。而由于笼罩在“西方”“现代”之上的外在文化强势，长期以来，现代中国美学在思考自身理论建构并进而确立“现代”话语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往往成为被遮蔽的理论存在。除去邓以蛰《诗与历史》(1926)、滕固《艺术之节奏》(1926)以及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1943、1944)等少数学术著论外，我们很少能在现代中国美学的早期理论阐述中找到有意识地向内利用、接续“传统”“中国”的本土性建构选择及具体策略。相反，以西方尤其是近代西方美学概念和理论来现成地“提取”、说明中国美学与中国艺术的思想材料[4](P420)，成为现代中国美学在理论建构上强势突显的一种“知识性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