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至党的七大趋于成熟，经过近十年时间。这个领导集体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①，即是说，毛泽东处于核心领导地位。毛泽东这个核心，是“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审慎选择的结果”②。刘少奇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在确立和维护毛泽东党内核心领导地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 刘少奇无论是在长征期间还是后来在北方局以及中原局、华中局工作期间，坚定支持、全面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系列正确路线政策方针，在实践中有力地支持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工作和领导权威。 遵义会议既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毛泽东在党内核心领导地位开始确立的重要关节点。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就长征以来各种争论问题，主要是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作了长篇发言③。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拥立毛泽东为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 刘少奇和毛泽东是湖南同乡，革命伊始他即在毛泽东领导下开展工人运动。后因党分派的工作任务不同，两人交集很少，联系不多。刘少奇长期领导工人运动，成为工运领袖，大革命失败后到白区开展地下工作。毛泽东先是从事农民运动，后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缔造中国工农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主要代表。他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正确斗争方针，受到了党内错误领导的排挤和批判。刘少奇关于开展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的系列正确主张为临时中央所拒绝，并被带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毛泽东受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失去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但他们并不知道对方受打击的情况④。刘少奇到中央苏区后，了解毛泽东领导红军的情况后，对比党中央错误路线对白区工作造成的损失，曾感慨地说：“毛泽东同志领导苏区红军，执行‘保存有生力量’，打仗‘赚钱就干，折本不来’的方针是对的，所以红军力量越斗越强，白区工作没有这样做，所以越斗革命力量越弱。”⑤因而对毛泽东回归党中央领导集体，重拾红军领导权，刘少奇是很兴奋的，他在红五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说：“最近我们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这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造成的。现在好了，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中央来了，我们红军有希望了，我们党有希望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⑥ 毛泽东虽然“回到中央来了”，但这个领导集体还必须在革命实践中接受检验，不断成熟，做到全党认可，众望所归。在这个过程中，首要的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重大历史关头和重要历史时刻，能否根据形势变化，适时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便全党遵循和贯彻。刘少奇无论在党中央工作，还是在地方工作，都积极支持和全力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路线政策方针，在实践中证明其是正确的。 (一)坚决反对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同意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同志关于北上创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意见。他说：“战略方针我同意的。这地区广大能活动，能打通与国际关系，建立巩固根据地。”⑦9月2日，在巴西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同意毛泽东关于重新整理红二方面军的工作方针的报告，指出：“一方面军需要较长时间的整顿，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具体溶合两方面的宝贵经验。”⑧9月初，他在一次有红一、红四方面军军队参加的动员大会上讲话时，特别强调：“红一、红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红一、红四方面军要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克服困难，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⑨9月12日，在俄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同意毛泽东关于同张国焘的争论和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和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二)全力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促进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5年12月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党中央派刘少奇任中央驻北方局代表，赴华北宣传党的新政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刘少奇对这个新工作信心满满，他说：“现在和过去不同了，有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一定能改变白区工作的局面。”⑩到华北后，他了解到“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还没有传达到白区来，华北党组织还是被错误路线统治着”(11)。为此，他根据中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提出华北党要以“准备自己，准备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为工作方针(12)。经过十几个月的努力工作，华北地区党的工作得到转变，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得以开展起来。党中央对刘少奇的工作是满意的，“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是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13)。 (三)积极支持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抗战方针政策，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作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少奇在华北积极贯彻洛川会议关于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决定和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14)的指示，开辟了华北抗战的新局面。然而，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在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党中央的抗战方针政策横加指责。因王明说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因而对与会者产生很大影响，毛泽东处境困难。王明对刘少奇也提出批评，说他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妨害统一战线，对游击战争的作用过分强调。在这场事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途的斗争中，刘少奇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他在会上三次发言，结合华北的情况，阐述了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他认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须要具体解释”，不能成为“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我们要经过统一战线去进行群众工作，直接动员群众，领导群众，扩大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运动；要以共产党为领导来团结一切抗日的势力与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坚持敌后抗战(15)。刘少奇既为自己作了辩护，也维护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