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公开宣示要以马列主义为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的党。理论先行,以理服众,事实上也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内部政治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对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① 毛泽东是在长征后半期成为中共中央军事工作最高负责人的,但当时的他还没有发表出版过理论性的著述。②红军北上陕北后,曾经计划东征山西北上绥远,身为军事负责人,他一度也考虑过对日作战的可能与方法问题。但是,这之后一年多,国共关系、中日关系,包括军事及战场形势一直处在急剧复杂的变化中,对日作战问题反而没有能够提上议事日程。这种情况直至1937年8月下旬抗战全面爆发,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开赴对日作战前线后,才真正开始成为全党关注的重点,甚至形成了相当尖锐的意见分歧和争论。又经过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即到1938年春,国共关系的状况、中日战争的大势,以及战场特点等基本情况都大体上变得清晰了之后,毛泽东对中日战争,特别是对中共及其军队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及战法的看法,才基本固定。也因此,到这一年春夏之交,毛泽东才得以初步形成了他的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并一气完成了《论持久战》一文的写作。 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过去鲜有人提到的情况。即在1936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陕北之前,由于环境和条件所限,毛泽东几乎没有可能系统阅读马列理论著作。其个人偏好军事指挥,却从未读过专门的军事理论方面的书籍。直到1936年下半年,特别是1937年以后,他才开始有了较充裕的时间,并有条件获得较多的书籍资料,因而开始了一段对各种理论知识和文化知识“恶补”的过程。但是,在1936-1937年间,毛泽东首先把较多时间用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唯物史观著作的学习、理解和研究上。进入1937年冬1938年春,他才转而开始集中精力查找和阅读一些军事理论著述,用以帮助梳理和构建自己的抗日军事战略思想。也正是由于这一时间的过程过于短促,我们今天所看到的1938年5月和7月毛泽东署名的两篇研究抗日战争军事问题的长论文,前一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还是集体著述的成果,后一篇《论持久战》才基本上是毛泽东自己独立撰写完成的。 本文试图用尽可能简要的方式,梳理并说明在当时急剧变动的政治军事大背景下,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所阐述的战略思想具体是如何形成的,和他为什么必欲撰写这样一篇较具理论性的军事论文。 西安事变前毛泽东在对日军事问题上的应对 1937年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毛泽东曾两度花时间就中共未来军事战略问题进行过思考和研究。最初是在1935年底,当时中央红军初到陕北,准备东征山西,然后北上绥远,以便打通苏联,接取援助。注意到此举不可避免地会让日本感受到威胁,以至出兵干涉,中共中央曾专门就此有过研究和讨论。中共党政军领导人都很清楚,北上之后,要同时面对南京国民党和日本两大敌人,总共不过1万人的红军主力所面临的困难和危险甚至可能比江西时期或长征中更大,因此,对日作战非抱定“持久战”的思想不可。在1935年12月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会议后,毛泽东曾两度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概括而言,他的基本看法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红军目前还只能“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晋绥察方面)”。红军真想要对日作战,至少要花一年的时间“猛烈扩大红军”至20万,同时还要“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因为在他看来,再“猛烈扩大红军”,双方力量对比仍旧是极其悬殊的,故对红军来说,游击战是再重要不过的一种作战形式了。在这种情况下的游击战,就不能简单地视为战术问题,而必须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才行。③ 1936年春的东征作战未能达成转进绥远的目的,在国民党中央军的压迫下,红军不得不返回陕北,转而西征。因此,计划中的与日军发生冲突的情况并未出现。相反,整个1936年,陕北红军或东征、或西征,都是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故这一年12月,毛泽东首度依据遵义会议决议的思路,在红军大学发表了一个着力于总结此前军事斗争经验教训的演讲,但这篇演讲从题目到内容都没有谈到对日战争的问题。④ 毛泽东这篇演讲显然想要总结一下“十年血战史的经验”,清理和批判造成苏区军事斗争失败的党内错误观点,以便正确指导红军与国民党军接下来的战争,因此他也力求能站在战略的高度来总结经验。他认为,红军在南方的失败,根本在于当时的领导人不了解中共革命的两大特点,即中国是一个大国,并且是“经历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都极不平衡,因而“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同时,“敌人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两者之差“真有天壤之别”,这样一种客观现实短时期内没有改变的可能。“影响到红军的战略战术”,一是需要清醒地知道,红军不能很快发展,更不能很快战胜敌人,战略上必须坚持持久战的方针;二是人民的条件,尤其是武装起来的人民和人民的游击战争,对于红军和苏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离开了人民的武装和人民的游击战争,红军就没有打破敌人围攻的可能,苏区也不可能存在下去。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