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和运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就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专家学者对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在八大前后阐述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特别是《论十大关系》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蕴含着的丰富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但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出现曲折失误以后阐述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特别是1961年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在调查研究中提出的若干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学者们关注到了1961年全党开展调查研究的背景、原因、特点和过程，也关注了调查研究中某一个领导人开展的具体调研活动，特别是对这次调查研究的积极影响进行了深刻揭示，但是他们很少探讨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了哪些政治经济学思想以及这些思想是如何指导当时的实践的。换言之，1961年毛泽东等人在调查研究中提出的具有创见性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这一宝贵思想财富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加谈不上揭示其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确关系与当代价值。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重视调查研究，摸清中国国情，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搞好建设的正确道路。但是，在随后的探索中，党的领导人认为“三面红旗”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方案并大力推行，出现在建设速度上求快、所有制关系上求纯的失误，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人民生活陷入困难。在挫折面前，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①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央领导干部带着解决问题的目的，相继深入基层到群众中去做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就如何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了若干颇具见地的观点，有效地指导了当时的国民经济调整，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准备。 一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1959年1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②。但在反“右”倾过程中，党的不少领导人希望实现更大的“跃进”。1961年1月，在强调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时，毛泽东再次深刻地认识到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说，根据目前实践情况看，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于求成，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容易把事情办砸。与其这样，那我们还不如缓一点，放慢点速度，波浪式地向前发展③。9月，在同蒙哥马利的谈话中，他又讲道：“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④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做了一点，还不够，要有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比如五十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我看不到共产主义了”⑤。与毛泽东一样，其他党的领导人在调查研究中也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艰巨性的认识。1961年1月，邓小平说，搞经济建设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并不比搞革命容易。毛主席也说大概要二十多年才能真正学会搞建设。就像我们搞农业机械化，就得十年或者更多的时间，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⑥。他还说：“我们还很落后，全国解放才十一年，还有许多工作做得不够好。现在工业水平还很低，农业问题还未过关，解决这些问题大概需要二十年。”⑦邓小平不仅认识到革命与建设之间存在差别，而且还指出了视科学技术之于建设的重要作用。他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首要任务是必须集中人力物力推进工业现代化，而科学技术的落后是制约工业现代化的根本所在。9月，周恩来也说，中国现在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还不是共产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任务⑧。更进一步，他还讲到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态度：“经济落后的国家在经济上要翻身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不是一件小事，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他告诫人们：“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⑨ 经过“三面红旗”大试验的挫折，中央领导人深深地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忽视客观规律，忽视中国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一味地强调总路线中的“快”，追求全方面的“大跃进”，那么最后只能适得其反，带来退步和灾难。中央领导人的以上认识，无疑是符合中国国情和现实实际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全党认识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难能可贵的是，邓小平将建设的艰巨性、长期性与生产力联系起来进行了思考，只不过，在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共产党人没有继续沿着这一思路进行探索，反而将建设的艰巨性、长期性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联系在一起，助推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思想的发展。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吸取这一经验教训，明确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国人民只有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顽强的努力，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继续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 二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要求 在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和完善生产关系使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成为可能。但是，这种改变和完善，只能在客观的生产力发展确实提出要求时才是正确的。如果不考虑生产力发展状况，仅凭主观想象或者良好愿望，一味地追求生产关系的变革，就会阻碍甚至是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三面红旗”大试验的过程中，人为地不断改变生产关系，企图以此促进生产力发展，尽快地实现共产主义，就是一个教训深刻的反面例证。 “大跃进”运动初期，有领导干部就提出，只要不断扩大集体经营的规模和所有制公有化程度，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比例，提高公有化程度，社会主义发展就会自然而然地增速，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就会指日可待。他们觉得，国有企业取消计件工资制度，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是增加共产主义因素的重要途径。在以上思想指导下的实践，结果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给生产力的发展带来极大破坏。 在调研过程中，毛泽东于1961年3月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草案虽然提出：“(人民公社)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农村人民公社一般地分为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以生产大队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⑩但它仍规定对社员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制度，除特殊情况外，都要办常年的或农忙食堂。这些规定反映了共产党人仍然要保持“共产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阵地”的思想。不过，在调研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共产党人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第一，公共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能解放妇女，还浪费资源(11)。第二，三七开的供给制分配办法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消极影响很大。不少领导干部和社员不赞成，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12)。如果说以上认识还只反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矛盾产生的具体问题，那么彭真在怀柔调研时提出的看法则触及了问题产生的根源。他说：“能解放生产力就好，阻碍生产力就是错误的，不管打着什么旗帜。”“现在第一步解决队社规模，最迫切的是把基本核算单位规模定下来，基本核算单位和包产单位不划小，或迟迟定不下来，农民积极性就发挥不起来。”(13)根据这些意见，中共中央进一步修改草案，明确规定“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口粮“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社员“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1962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出台文件规定，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为生产小队。至此，人民公社体制几经调整，基本定型，使生产关系向接近生产力的水平和群众的觉悟程度方面迈进了一步。换言之，通过调查研究，党的领导人对于如何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生产关系能够滞阻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毕竟只是外因。发展生产力的重点还在于生产力自身，特别是充分合理开发和利用劳动力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