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8)05-0030-05 重新关注毛泽东不同时期创作的经典文本，尝试在新的语境中深入挖掘其内涵和价值，是近年毛泽东研究的一个新特点。[1]毛泽东早年撰写的一些文字，反映着其早期思想变化的丰富历史背景，同时也是理解他整个思想发展流变的重要材料。他的这些思想，是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综合形塑的结果。脱离特定的复杂历史环境，就根本不可能勾勒出毛泽东的真实思想肖像，也就根本不可能做到真正理解毛泽东、解析毛泽东。[2]以他关于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思想为例，这些思想正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逐渐形成的。他在这方面的思考，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一师学生时代。这个时期他受儒家修身思想以及西方个人主义思潮影响，思考主要放在改造哲学伦理学方面，重心在改造人的精神世界。第二个时期，是从学校毕业走上社会以后到1927年。这个时期，他的思考重心放在改造社会等外部世界方面，但是仍旧把思想革命放在重要位置。第三个时期，是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上井冈山探索革命道路开始一直到他去世，他的思考重心逐渐转向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其中的第二个时期，是他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时期，是一个重要转变期。因而，深入探究他在该时期的社会改造思想，梳理其思想脉络，对于理解他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并掌握其全部改造思想的发展流变很有意义。本文选取1918年至1919年，以他所撰报刊文章为依据，探究其此时段的社会改造思想。 一、民众的大联合与和平反抗强权 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这次北京之行，结识新人物，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接触新思想，如无政府主义，让刚刚走出校门的他，受到巨大思想冲击，导引他的思想向着改造社会的方向超速运行。他曾说自己这一时期对于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高，而且头脑愈来愈激烈。但是当时他还在“找出路”，处于思想的彷徨时期。[3]这些兴趣和思考，直接推动他创办《湘江评论》。 《湘江评论》是1919年7月14日创办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周报会刊。办报宗旨为宣传新思想，开设有世界杂评、湘江杂评等多个栏目。该报共出5号(第5号未及发行即被查封)。毛泽东担任主编，并负责主要撰稿，共发文41篇。其中，说明办报事宜的公告类文牍3篇，世界时政问题评论21篇，国内社会问题评论12篇，政论文章5篇。世界时评占最大比例，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罢工、流血事件，揭露帝国主义国家的丑恶嘴脸，表达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朴素思想，对当时的国际热点问题基本都进行了及时的介绍和评论。毛泽东开阔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情怀，由此开始形成。 国内评论，有两篇宣传科学思想，9篇(全部载于1919年7月14日刊)集中主题号召顺应世界潮流，批判孔子和儒家价值，歌颂女权、新戏等新生事物，是毛泽东第一次集中在报纸上反孔。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是《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文章高举陈独秀所标举的民主与科学主题，热情洋溢地赞颂了陈独秀推动社会思想进步的丰功伟绩，强烈抨击当局破坏思想自由的恶劣行径。“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4]文章认为中国处在极为危险的境地。这个危险不是兵弱国贫，而是思想界的空虚腐败，是绝大多数民众的迷信，对鬼神、物象、命运和强权的迷信。究其根源，是科学思想不发达。这篇文章充分反映毛泽东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深受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影响。 政论文章5篇，其中《〈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与《民众的大联合》(一)(二)(三)等4篇文章，集中反映了1918年一师毕业以来，毛泽东初步形成的民众大联合与和平反抗强权的社会改造思想。首先，民众大联合思想。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强调了联合的力量。“世界……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5]这是毛泽东走出校门的第一声呐喊。为了生存，民众必须联合。联合的力量最强大，一切都无所畏惧。《民众的大联合》分三部分。一是论证联合的可能和必要。为什么联合有力量？简单说，就是人多。民众的大联合，之所以有巨大的力量，就是因为民众的数量远多于贵族、资本家及强权集团。[5]民众大联合，必将力大无比。毛泽东此时已产生初步的阶级意识，谈及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但是他此时还不能正确辨别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认为马克思属于激烈派，克鲁泡特金属于温和派，他更喜欢后者。二是阐明联合策略。从小联合开始。各个人群，比如农民、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车夫等等，先进行小联合，最终汇聚成大联合。文章充分揭露各行各业的问题，既有阶级压迫问题，也有反封建儒家思想、男女不平等问题。三是实践问题和现实可能性。这一点至关重要。一则，认识。这个大联合能成功吗，民众有这个觉悟吗？这又回到了人的精神层面。毛泽东响亮回答了这个问题：有觉悟了。“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7]但是也必须指出，毛泽东此时存在盲目乐观。他说“我们”，可是青年学生的“我们”，与工人农民的“我们”，并不是一回事。如何联合，谁去联合，对此类问题，他还没有清晰的认识。二则，基础。当时社会中已有教育会、商会、农会以及学友会、研究会等各种小联合。三则，坚持实践练习，就会有能力。以前没能力，是因为封建统治者不给人民练习的机会。而今天，各个方面都要求得解放。思想、政治、经济、男女、教育，都要彻底解放。[8]毛泽东在这里说到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思想解放的练习问题。一切解放都是需要练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