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5-0001-09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8.05.001 社会治理的主要目的，按照“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孔德的话说，就是追求社会的秩序与进步。能否实施科学的社会治理，直接关系着国家、社会的有序运行和长远发展。建国初期，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社会治理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社会一盘散沙、混乱不堪的状态，建立了一个国泰民安、风清气正、欣欣向荣的新社会。对于建国初期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学界研究不多，主要有郑云天的《1949-1956年毛泽东关于民生问题的思想和实践》(《党的文献》2012年第3期)、段妍的《建国初期毛泽东的社会风气治理思想与实践》(《光明日报》2014年7月30日)、谢丽娟的《建国初期毛泽东社会风气治理路径及启示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石锋的《新中国初期毛泽东的社会管理思想研究》(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等。在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拟从宏观视角梳理建国初期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以求对推进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提供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一 建立革命化的新社会是建国初期毛泽东开展社会治理的根本目标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梳理，这些工作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大的方面：第一，民生问题的治理，主要包括通货膨胀、城市失业、卫生防疫和灾害饥荒等问题的治理；第二，社会秩序的治理，主要包括镇压反革命、剿匪反霸、普遍建立治安保卫组织等；第三，社会风气的治理，如扫除“黄毒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破除封建迷信和陋习等；第四，社会组织的治理；第五，社会价值观的重塑等。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是前几项工作。他们在研究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时都喜欢将毛泽东还原为一个世俗的政治家，认为毛泽东最关心最看重的就是对民生问题和社会秩序等问题的治理，致力于建设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的新社会。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读懂毛泽东的内心世界。作为一个治国理政的政治家，毛泽东的确重视对民生问题和社会秩序等问题的治理，因为这是建设新社会的基础性工作。但作为一个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政治家，一个极具超凡魅力的精神领袖，毛泽东对于社会治理有着更为宏大而高远的追求。他不仅要实现工业化，安排好国计民生，也不仅要建立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他更要建立一个革命化的新社会。 所谓革命化的新社会，简单地说，就是以牺牲、奉献、奋斗精神为内核的革命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的新社会。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既然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那么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新社会就要有不同于一切旧社会的新面貌。这个新社会的最大特色就是要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确立革命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在革命价值观的引领下，全体社会成员思想纯洁，爱憎分明，团结友爱，平等互助，无私奉献，为实现美好理想而努力奋斗。毛泽东敏锐地发现，“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①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革命价值观。毛泽东大声呼吁：“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② 为了建立革命化的新社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社会风气治理运动。毛泽东着重从三个方面抓社会风气的治理。第一，扫除“黄毒赌”，荡涤旧社会污泥浊水。新政权仅用两三年时间就将“黄、毒、赌”等在旧中国屡禁不绝、在西方社会也被视为不治之症的社会丑恶现象基本禁绝，大快人心，影响深远，被社会各界和国外舆论赞为“奇迹”。第二，打击贪污腐败，开展整党整风。从1951年年底开始，党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三反”运动。曾是民主革命功臣的天津地委两任书记刘青山、张子善，因犯贪污罪而被“大义灭亲”。通过“三反”运动消除了新政权中的一大批蛀虫，有力地抵制了不良习气的侵蚀。同时，加强对党员干部进行廉洁自律教育，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严肃查处党内违规、违法的党员干部。由此树立了新政权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与旧中国历届政权的腐败无能形成鲜明对照。第三，破除封建迷信和陋习，开展移风易俗运动。毛泽东明确提出“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号召，领导人民与各种封建迷信思想和陈规陋习作斗争。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勤俭节约、劳动光荣等观念成为新时尚，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在反对剥削、人人平等的观念影响下，在城市，人力车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三轮车的发展；乘坐各式轿子的，不仅城市绝了迹，即便在偏远农村也多限于迎娶新娘时使用，而且这种风气日益受到人们的鄙视。比如有读者投信《中国青年》，说结婚坐花轿，“还保留着买卖婚姻的残余，不是革命青年应有的行为”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