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5-0023-08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8.05.004 20世纪40年代，世界战争的硝烟仍在继续萦绕，美国政府成立“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小组，随时势而制定美国对华战略防御政策。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场域中，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进入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视野。这种研究视域的转变可以从作为美国毛泽东研究重镇——“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前身是东亚研究中心)历史略见一斑，该中心从美国国防部和空军拿到一笔大额的政府资金，主要用于中国共产党的人物和事件研究①。在“中国问题研究”发展历程中，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美国“中共学”与毛泽东研究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他不仅提供了诸多具有参考价值的决策和风险评估，同时也展开了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创造性误读，形成了后来西方学界命名为“毛主义”的知识图景。本文拟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与《中国新史》等著作出发，保留力图对费正清视域中毛泽东的思想及其理论性质作出较为完整的勾勒，并试图对费正清上述思想作出基本分析与思考，以期为深化国内毛泽东研究提供借鉴。 一 原初话语：西方学界“毛主义”概念产生的历史语境 在费正清卷帙浩繁的著述中，他以一位史学家的敏锐洞见，聚焦分析中国社会的局势和行动者。在文本结构设置上，他主张把1921-1927年称为“中国的教条阶段”(Orthodox stage)②；把1927-1935年间称为“农民革命阶段”(Peasant stage)③；把1942-1944年间的延安整风运动视为“毛泽东思想形塑期”；把1945-1946年间视为“共产党崛起称雄的时代”④。除按时间线索延展开外，他还在中国史研究路径中安排了一条理论暗线，即“毛主义”观点的逐渐呈现，从而对事件史进行了再现和概括。 早在1948年出版的专著《美国与中国》中，费正清已经概括地阐明了“毛主义”(Maoism)观点的要旨。他主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异常(Anomaly)，这种异常是把农民运动作为革命的阶级基础。”⑤在学术倾向上，费正清想要告诉我们以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事业不仅背离“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⑥，而且偏离了“列宁和托洛茨基”⑦。因为“马克思本人提出农民是与私有制结合在一起的保守消极因素”⑧。而“在15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一直是一个农民的运动，而非无产阶级运动。”⑨“毛泽东打破了共产国际的教条开始组织农民的时候，他把他们称之为‘无地无产阶级’，并且用其他委婉语来隐藏它的非正统性。到1932年，他把共产政权基地放在农村，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这里。中国共产主义借助组织起来的农民力量取得政权，农民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兵源和给养，当地的情报系统和劳力都支持八路军。”⑩因而，“它遵循的是中国革命传统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11) 费正清是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的“老师和向导”(12)，他在1950年前后指导史华慈博士论文《毛泽东崛起以前的共产主义》的写作。这篇“博士论文正文中四次提及‘毛主义’这一术语：‘毛主义的兴起’(第115页)、‘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接受毛主义？’(第168页)、‘毛主义的基本特征’(第189页)”(13)，可谓标志着“毛主义”概念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首次出场。史华慈对“毛主义”概念的界定主要受费正清的相关论述的深刻启发，其核心要义是“一个信仰马列基本原理，按照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党，这个党建立在纯粹的农民运动基础上”(14)。而史华慈的专著《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是基于《毛泽东崛起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基础上稍作修改易名出版的。另外，由康拉德·布兰特(Conrad Blandt)、史华慈、费正清三人合作编著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5)中高频使用“毛主义”这一术语。可以说，在1948年到1952年期间，“毛主义”的基本内涵在其使用的过程中逐渐明朗化。 为应对魏特夫的“毛主义传说”(Legend of Maoism)的责难，费正清在195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第2版中多次重申史华慈的“毛战略”“毛主义”，并继续以此为基础，极力主张“毛主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已经不是外来的教义了”(16)。1987年首次出版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费正清运用“冲击—反应”模式来建构他的“异端论”理论体系，详细阐述了他对“毛主义”的理解：“1911-1949年的中国空档期(没有主导政府和意识形态)是一个对西方社会秩序理论最为敏感、最为强烈的反应期”，而“毛泽东这一代人，经历了儒家的衰落，为了拯救国家，接受了进步进化观念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与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对传统的反思融合在一起”，当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发酵之后，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主义)”(17)。 由此可见，“毛主义”概念的提出及广泛使用，在直接意义上反映了作为海外学者研究对象的毛泽东思想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差异性问题。换言之，尽管毛泽东的思想在语境上沿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但他最重要的革命思考——比如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独特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的背离。值得注意的是，费正清曾使用“毛的思想”(18)(Mao's Thought)，用于描述毛泽东的创新集中表现在实践领域，用于表示“毛主义”是一套独一无二的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他有时将“毛主义”置换成“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19)(Marxism-Lennism-Mao's Thought)，突出强调毛泽东的思想已经发展成为普遍适用于中国的理论形态；此外，费正清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进行梳理后，他提出“马克思毛泽东主义”是一种道德说教(20)，更倾向于认为毛泽东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