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它具有较为系统的修辞理论形态，为我们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修辞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宝贵的思想资料。本文从修辞原则，字、句、篇、章的修辞，以及修辞方法三个方面，结合当前文章写作中带有倾向性的问题，论述了刘勰修辞理论的现代价值。 关键词 刘勰 修辞原则 修辞方法 自然之美 现代价值 在我国历史上，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不但是一部文学理论批评巨著，又是我国古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它较系统地论述了文章的修辞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崇，赞誉刘勰为“中国修辞学的祖师”[1]，有些著作乃至称之为“世界修辞学的三大鼻祖之一”。 刘勰的修辞理论紧密结合文章写作的实际，主张修辞应具备自然之美，反对齐梁以来文坛上的那种“追奇逐异”、“采滥忽真”的浮靡文风，因而其修辞理论具有实践性与时代性的鲜明特征。又因他是专门从文章写作的角度来论述修辞的，因而区别于一般的言语修辞而属于文章写作的修辞理论。 时至今日，刘勰所阐述的修辞理论虽说已经历了一千多年之久，但由于他总结的是有关写作修辞最基本的具有科学性的理论，而且《文心雕龙》一书所揭橥的那些文弊，与时下文坛上出现的不良文风有某种共同性，因而刘勰的修辞理论并未因岁月流逝而过时。它对于培养提高我们的辞章修养及写作水平，纠正文章写作中的不良倾向，尤其是对于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修辞学，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 关于修辞所应坚持的原则，刘勰论述了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为情而造文。这里所说的“情”是指文章所要表达的情理，亦即文辞蕴涵的思想情感内容。文章写作修辞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准确、鲜明而生动地表达思想情感，正确无误，恰如其分地反映客观事物，这里面首先就有一个如何摆正“情理”与文辞的关系问题。刘勰认为：“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情采》）这里强调了“文附质”、“质待文”即内容与形式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他认为只有摆正这二者主次先后的关系，才是“立文之本源”即文章得以立于天地的根本道理。在他看来，文采是用来修饰美化语言的，言辞的巧丽根源于作者的真情实感。为此，刘勰反对“为文而造情”，即反对无病呻吟，内容空虚，只追求形式华美而专一修饰辞藻的写作倾向。他主张“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征圣》）“衔华佩实”，“情采并茂”，即内容与形式相统一。 其二、文章修辞应具备自然之美。在刘勰看来，“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原道》）文章原于“道”，写作应符合“自然之道”。因为宇宙万物的文采皆自然形成，“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原道》）意思是说自然万物皆有文采，这是一种自然之美，而文章则是人心感于万物而产生的，是一种人为之美。后者应以前者为本原，自然之美不但作为本原而存在，而且又是超乎“人为美”之上的，它是不假外力修饰而天然生成的美。因此，刘勰强调写作修辞应具有自然之美，反对因过分雕琢而破坏文章的真美，这是贯穿于刘勰全部修辞理论的原则之一。 其三、变通适会的原则。刘勰认识到“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即文章的体裁有一定的常规，而文章表达的方法和技巧却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他主张“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通变》）也就是说，作者要依据表达情志的需要，根据个人的气质特点，变通表现方法以及运用语言的技巧。他认为写作方法技巧的变化“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定势》），在运用通变之术时，应考虑文体的要求，因为不同的文体在式样与风格上都存在着各自的特点。有的以典雅为标准，如“章、表、奏、议”；有的以清丽为仪表，如“赋、颂、歌、诗”；有的以明断为楷模，如“符、檄、书、移”；有的以扼要为范式，如“史、论、序、注”……等等。因此作者要掌握各种文体的式样和风格，在写作修辞时适应不同文体风格特点的需要，选择适当的辞采、声律、方法和技巧，做到“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定势》）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修辞效果，刘勰对“逐奇失正”“失体成怪”的文风是坚决反对的。 运用通变之术还必须适应时代大势和具体语境的变化，刘勰曾指出：“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时序》）。时代形势的变异必然对写作修辞提出新的需要和规范，要求作者去适应它。此外，包括场合、时机、对象诸因素而形成的具体语境，也要求作者在写作修辞时变通以适会。 刘勰有关修辞原则的论述，不但为建构中国现代修辞学奠定了最初而且至为宝贵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我们提高写作能力，针砭不良文风，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和剪除文弊的利器。 众所周知，近年来我国文坛书市，作品数量增长而质量却不够理想，令人担忧的是，部分作者受某种利益的驱动，为文率而操觚，粗制滥造，没有真情实感硬写，没有心得体会乱写，为文而造情，神侃胡吹，言不及义，这样写出来的必然是无病呻吟的空心文章。还有不少作品内容贫乏，矫揉造作，为追求字数篇幅而掺假使水，令读者不堪卒读。另有一些作者则追奇逐怪，故作奇警之笔。例如有一部小说名曰《丰乳肥臀》，据说还是为了表现“母爱”，既是为弘扬庄重崇高的感情，又以如此粗俗的字眼儿命名，岂不令人莫名其妙？还有一篇报道称：“吼了一曲《东方红》，引来掌声如急雨。”诸如此类的失误，都是因为忽视了词的感情色彩而造成的。又如某报副刊头条赫然出现以《我的行骗》为题的随笔，观其内容竟是作者解放前为逃避敌人搜捕而编造“假话”的故事。这样严肃的内容，既非自嘲，又非反讽，用“行骗”二字来“幽默”一番，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无独有偶，相隔月余，该刊又登出以《我的行窃》为题的随笔，摭拾本来不属偷窃行为的身边小事以寄感怀，读之让人深感无聊。近年散文随笔大兴，有道是泥沙俱下，人们名之曰“鼻涕散文”、“小女人”或“小男人”散文，有不少“逐奇失正”、“失体成怪”的显例。至于有些歌词的胡编乱造，就更加骇人听闻。例如：什么“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夜是渗着前事全挥不去”，什么“风雨连天万户侯”、“莲花宝座神出兰花手”等等，简直是晦涩难解以至文理不通，逐奇成怪、弄巧成拙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是对祖国文化的亵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