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86年举行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提出“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方针以来，成绩是喜人的。为了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工作，争取在世纪之交上一个新的台阶，我认为必须重视依靠两头：一头是专家，一头是群众。 众所周知，语言文字工作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在我国，它的主要对象是现代汉语和汉字。从纵的方面看，汉语汉字具有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传承性；从横的方面看，则又具有方圆百万里的地域异同性。这些特点，在当今世界上所有使用的语言文字中恐怕是极为罕见的，同时也给我们的有关工作增加了难度。必须充分考虑上述因素，既不能轻易割断历史，又不能漠视多数人、多数地方的使用现状和习惯。而从事语言文字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中的绝大多数，可以说是既有事业上的责任心，又有专业上的发言权。咨询、征求并吸收他们言之成理的意见，其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以往的工作取得了成绩，与重视这一点充分有关；而其间的欠缺和不尽如人意之处，也与这一点的重视不够有很大关系。 李岚清副总理在纪念文字改革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示：“继续做好现行汉字的研究整理工作，按照语言文字自身的发展规律归纳总结，积极而慎重地出台有关规范和标准。”这里强调“研究”，强调“按照语言文字自身的发展规律”，都充分说明了依靠这一领域专家学者的必要性。 我国历史上凡是由政府发布政令以推行的汉字整理与规范化（其内涵当然与现代不可同日而语），实际工作都是由当时第一流的文字专家来主持并完成的，如秦始皇命李斯整理刊行小篆，唐太宗命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都因此确定了当时文字的规范。历史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 至于重视依靠广大群众搞好语言文字工作的道理，同样无庸赘言。语言文字是人们交流信息的重要的工具，具有最广泛的社会性。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如果不能发动群众，人人重视，身体力行，而只是少数几位工作人员操心着急，岂不是瞎忙乎？如果仅仅着眼于监督执行，动辄进行处罚而不知不觉与广大群众处于对立地位，那是肯定要败下阵来的。 50年代的文字改革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开展得相当热闹红火，关键之一是有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人民日报》在1951年和1955年两次发表有关这方面工作的社论，这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应该说是不同寻常的。党中央的声音极大地号召和发动了群众，群众激发的热情又极大地促进了文字改革和汉语规范化工作。 但是60年代以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岑寂下来，失去应有的群众性，同时还出现了社会上语言文字使用的混乱现象。这些问题的产生，首先与社会变动、发展的诸种因素有关，其次也是由于我们未能坚持和继续做好面向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 不妨粗略地分析一下：经历过50年代文字改革和汉语规范化群众运动，从而接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和训练的，多数已是5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们。50年代出生的人，上学时差不多是60年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极“左”思潮泛滥和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彻底剥夺了语言文字工作在社会中的应有地位，使得这一部分人在学校里就缺乏这方面应有的熏陶。60年代出生的人们，在他们的求学阶段，先是由于“文革”未了而无法知晓社会上还有语言文字这么一项工作，接着在70年代末又赶上了汉字的“二简”公布，于是“二简”大抵成为他们心目中的规范字。虽说后来宣布废除，然而学生时代养成的用字习惯岂是一朝一夕所能更除？70年代出生的人们，在80年代上学时，虽然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年头，但社会上的语言文字工作依然冷清，缺乏足够的势头和气氛，他们中的多数人对于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意识依然是淡薄的。80年代出生的孩子，则随着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复苏和强化，在这方面的基础和水平可能较为差强人意（虽则各地肯定有所不平衡），但目前似乎还轮不上他们在社会上表现自己的这一方面。 如果上述的宏观分析大致符合客观事实，那么结论是令人吃惊的，就是说，现今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我国绝大多数中青年，由于自小接受教育的局限，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方面的素质是相当不理想的，正确运用汉语汉字的能力也是较差的。这或者就是目前我国存在程度不等的语言文字混乱现象的主要根源之一？同时，通过以上分析，更说明了语言文字工作在宣传、教育和发动群众方面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现代新加坡在这方面的经验同样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由于发展经济和调节社会生活的需要，1979年新加坡推行“华语运动”，总理李光耀亲自主持这一工作。每年10月定为“华语运动月”，各有主题。如1980年为“在家里讲华语”，1981年为“在公共场所讲华语”，1982年为“在工作场合讲华语”，1983年为“在小贩中心讲华语”。措施切实，方式多样，从上层政要、社会领袖到一般民众，莫不积极参加，使得“华语运动”如火如荼，造成了一个全面推行华语的社会环境，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达到了理想的效果（参见周有光：《新加坡的语文和教育》，载《新语文的建设》，语文出版社，1992.3.）。新加坡后来的经济起飞，显然与上述语文运动的成功密切相关；而语文运动的成功，又是基于社会广大民众的充分发动和积极参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八个字，正是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