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两个有关语言文字工作的会议，一个是10月15日至24日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一个是10月25日至31日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这两个会议标志着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新阶段，作为一项由政府倡导的宏伟的社会工程从此全面启动。在这两个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三大任务，其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汉语拼音方案》和推广普通话的群众运动，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显著成效。 1840年雅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华民族不断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丧权辱国，民不聊生，大批仁人志士在不同领域内奋起谋求振兴中华，洗雪国耻。在语言文字领域内，从清末开始，宋恕、卢戆章等人深感中国科学技术落后是由于教育不普及，而教育不普及则是由于汉字难学，因而要富国强兵必须首先改革汉字，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到本世纪30年代，以瞿秋白、吴玉章等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从事人民解放斗争的同时积极倡导文字改革运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制订了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并且在解放区推行，在扫盲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效。从此文字改革工作也就成了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全国解放以后，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经过几年准备之后，1955年文字改革的号角正式吹响，在一定意义上为文字改革工作作准备的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工作也正式开始了。 我们对语言文字工作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不断深化的。当年笔者参加两个会议的时候，革命热情很高，但对语文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曾天真地认为不远的将来就可以实行拼音文字，汉字的使用期限也就是十年、二十年，最多不会超过五十年。当时抱有这种想法的并不止笔者一人。在两个会议的准备过程中，社会上对于汉语拼音化既有积极支持的，也有持不同意见的，因此会议的决议和最初的设想有一定的出入，主要是拼音文字方案改称为拼音方案，暂时作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辅助工具，拼音文字暂缓推行，先从简化汉字着手以利于扫除文盲，普及义务教育。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的报告中说，“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同时又指出，“在完成汉字拼音化之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仍然需用汉字来记录语言、印刷书刊、教育儿童和成人”；又说，“汉字简化，虽然不是根本改革，却可以大大减少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困难”，“我们采取的方针是‘约定俗成，稳步前进’”。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吴玉章提出这些原则意见，是经过慎重思考的。到了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更进一步指出，“关于汉字的前途问题，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多谈，因为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任务的范围”，明确了拼音化不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范围之内。正是这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在实践中探索的精神，使我们的认识和工作得以不断前进。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发扬这种精神。 一般说来，语言文字的发展演变是一个日积月累的渐变过程，其时间尺度往往以数十甚至数百年为单位，语言文字的任何一项变动和统一，都牵涉到千千万万群众的习惯和观念，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就以推广普通话为例，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方言歧出的国家里，要使普通话真正成为民族共同语，没有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是不行的。即使像法国那样一个当初只有一两千万人口、方言分歧并不严重的国家，法语规范化也用了二三百年的时间。有了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我们就可以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细致一些，克服和避免急于求成、草率从事的弊端。 从语言文字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出发，对语文应用加以引导，使它朝着规范文明、方便交际的方向发展，这是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任务。为了“书同文，语同音”，语言文字工作机构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必须重视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的研制工作，必须加强管理力度，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另一方面，由于语言文字工作是一项涉及亿万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行为的社会工程，也由于语言文字作为动态的符号系统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工作必须慎之又慎。光有革命热情不行，必须要有十分严谨的科学态度，制订标准也好，行政管理也好，都必须经过认真周密的科学论证，使标准和措施尽量符合语言文字应用和语言文字管理的规律。这就要十分重视科学研究，特别是与语文标准和语文政策有关的基础理论研究。例如，音素文字为文字发展的最高阶段的文字发展三阶段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如何解释汉字在现代高科技社会生活的继续存在和使用；为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和对有悠久书面语传统的文字进行改革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语文法规、规章的研制有哪些经验，还可作出哪些必要的改进；文字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改革，语言能不能改革；民族语言规范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之间的关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制订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跟“因势利导，约定俗成”原则之间的关系；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差异，等等。这些问题并不是都已经解决，更不是都已有各方面意见一致的结论，应该继续集中力量进行研究，这样才能为进一步的语言文字工作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制订出更容易为群众接受的具体措施。 一项宏伟艰巨的社会工程往往需要不断总结经验并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完成，而现在正是需要认真思考、总结经验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