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派苏州方言声母系统的演变

      壹 引言

      自本世纪二十年代赵元任先生用现代语言学方法建立苏州音系以来（赵元任1928），已经过去了七十年。在此期间，苏州音系发生了若干新的演变，本文拟从45岁以下市民的新派口音出发，考察声母系统的若干演变。

      

      七十年来，除了卷舌声母并入舌尖声母之外，苏州方言音系声母系统还发生了清音化、舌面音化和零声母化三种演变。这三种演变目前尚未引起首位的消长。因此，新派苏州音系声母的数量、种类与老派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变异现象。

      贰 清音化

      清音化的对象是来自古并、定、从、邪、澄、禅、群、匣等全浊声母，即[b d g dz v z]六个浊塞音、塞擦音、擦音声母。浊声母的语音特征是带音，音位特征是与同部位的清声母对立，浊声母丧失这两个特征就是清音化。苏州音系的清音化受到浊声母分布条件的制约，它只发生在非后字位置。也就是说，浊声母在某个分布位置保持旧质，在另一个分布位置则变异为新质。

      浊声母在后字位置上是带音的，前字韵母刚发完紧接着发后字的带音声母，声带的振动并不中断，听起来前后两个音节浑然一体。该位置上的浊声母与同部位清声母构成最小对立，因而具有独立的音位价值。例如，下面各对词连调式相同，前字同音，后字同韵，后字声母的发音部位相同，发音方法上塞、擦及吐气与否也都一致，二者不同音的唯一差异就是后字声母带音不带音：

      

      浊声母在非后字位置上已完全不带音，也不能独立区别词形，而是与阳调一起区别词形。

      

      浊声母在两种分布位置的不同音值可以用实验语音学手段验证（石锋1983,1990）。从语图可以看出：在非后字位置上，带音的鼻音、边音声母字与上述浊声母字是不同的：前者的基频曲线与声母同时出现，声调覆盖整个音节，表明声母是带音的；后者则滞后于声母，声调只覆盖韵母部分，与清辅音不同，表明声母不带音。在后字位置上，浊声母的的基频曲线则与鼻音、边音相同而与清辅音不同，前者的连调曲线是连续的，后者则是断开的。

      清音化并不自今日始，也并非苏州方言独有。赵元任先生七十年前便已察觉，一度称之为“清音浊流”（赵元任1928）。后来，李荣、曹剑芬等先生先后指出（李荣1986，曹剑芬1987）：所谓“浊流”并非线性排列于元音之前的某个辅音，而是元音的一种超音段形容性摩擦成分。在时段上它不属声母而属韵母。这种形容性摩擦是由于声门上部（音门）关闭，下部（气门）开启而产生的气声化作用。由于气声化元音总是与阳调相配，非气声化元音是与阴调相配，在音位上可以将气声化元音和非气声化元音的对立处理成阳调和阴调的对立，这样就可以避免增设一套气声化韵母而使韵母系统变得繁复。

      目前，苏州方言声母系统大体上还能够容纳清音化的演变：浊声母在两个音位变体，后字位置上是带音变体，非后字位置上是不带音变体。带音变体独立区别词形，不带音变体与阳调或阳调连调式共同区别词形（李小凡1990）。但是，近二三十年来，从母、邪母细音在非后字位置发生的新变异则对老派的清浊格局构成了挑战。这种变异是与舌面音化同步发生的。

      叁 舌面音化

      

      精组清声母细音字由舌尖声母改读舌面声母始于六十年代前后，目前，四十五岁以下的市民虽然还能区分尖团音，但在自由交谈中多倾向于尖团不分，故可认为该组字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尖团合流。需要指出的是，精组清声母细音字的舌面音化并非颚化使然。它不是音系内部的条件式音变，而是整个音节模仿普通话字音变读的叠置式音变（徐通锵 1989）。证据如下：

      

      

      精组浊声母细音字舌面音化的情况与清声母细音字不同。首先，它也受到分布位置的制约，只发生在非后字位置，不发生在后字位置。其次，精组本有从、邪两个浊声母。但苏州音系的从母很早就并入了邪母，故音系中只有[z]没有[dz]，在浊声母系统中留下了另一个空位。从母既已并入邪母，也就失去了作为塞擦音的音变条件。然而，叠置式音变并不要求具备共时音系内部的某种音变条件，从母细音字便通过模仿普通话字音而重新与邪母细音字分道扬镳，变回到了塞擦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