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文字“地域特点”质疑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运富,1957年生,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原文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1997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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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认为,将战国文字按国别分为若干“系”并认为各系之间具有各自不同的“地域特点”是难以成立的,因为文字材料范围不等于文字符号系统,文字集合中所具有的现象不等于该集合体的特点,个体字符或局部风格的差别不足以反映整个字系的变化,汉字发展史的研究应该通过全面描写和系统比较来进行。实际上,战国文字国别之间的差异属于局部书写风格或个体字符字样的不同,从本质特征和总体上来说,战国文字仍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系统。秦始皇的“书同文”只是在战国文字系统内部作了异写异构字的规范,并非从整个系统上用一种文字取代另几种文字。经过整理的小篆系统应该是对整个战国文字系统的继承和发展,并非单线条地源于秦国文字。汉字是表意文字系统,是超方言的,具有统一的民族性。暂时的政治分裂,不可能促使原本统一的汉字分化为不同的体系。

      许多研究战国文字和战国历史的专家们认为,由于战国纷争,汉字在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异形”而分成了不同的“系”。然而,汉字是表意文字,它具有超方言的特性。战国文字“异形”究竟是否使汉字“异”到可以分“系”的地步,这不但涉及汉字演变的规律,即政治对文字体系影响的力度,同时也影响到对战国时代分裂状态的历史估计。这一问题,既是汉字史的重要课题,也是战国历史的一个侧面。笔者曾对楚国文字材料进行过系统测查描写,并与列国文字及秦代小篆进行过比较,本文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对上述战国文字的“地域特点”问题从方法论上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战国文字系别特点的提出及质疑

      许慎的《说文解字·叙》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谈到汉字发展问题的书面材料,其中说: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草书。[1]

      这段话虽然简短,却为汉字史的研究定下了基调,特别是有关战国文字“异形”和秦始皇帝“同之”的论述,对后世的影响可谓巨大,至今为人们所遵从。

      在许慎“异形”思想的导引下,近现代学者尝试对战国文字进行区分。首先是王国维将战国文字分别为东土、西土两大区域。他在《史籀篇疏证序》中说:“《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间西土之文字也。至许书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书,其体与籀文、篆文颇不相近,六国遗器亦然。壁中古文者,周秦间东土之文字也。”[2]其后,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3]中把战国时代的秦文字与春秋时代的秦文字以及秦代的小篆合称为秦系文字,而把东方各国的文字称为六国文字,其实与王国维的分法差不多。继承这一分法的还有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4]等。

      1959年,李学勤先生在《文物》第7、8、9期上连载《战国题铭概述》,分为“齐国题铭”、“燕国题铭”、“三晋题铭”、“两周题铭”、“楚国题铭”、“秦国题铭”六部分。除“两周题铭”外,其他的五部分后来被文字学者发展为战国文字“五系”,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何琳仪先生的《战国文字通论》就是“采用《题铭》的五分法,但并不以国家分类,而以地区分类,即以‘系’分类。一系之内既可以是一个国家的文字,如‘燕系文字’、‘秦系文字’;也可以包括若干国家的文字,如‘齐系文字’、‘晋系文字’、‘楚系文字’等。”[5]

      也有人将二分法与五分法结合起来,如曹锦炎先生认为战国文字“从总的方面来说,当时的文字体系大致可分为东土、西土两大区域五个系”[6],即先分区,后分系,而落脚点仍然是五系对立。

      上述分区也好,分系也好,如果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姑且将散乱无纪的战国文字资料按地区范围统系起来,依次分别予以介绍,或者综合考察各系资料所反映的文化特征,那是应该的而且切实可行的。李学勤等先生的分域初衷可能正是这样,因为他的题铭概述是将“历史学、考古学和器物学的成果结合起来”,也就是综合运用了考古、历史、地理、历法、器物、行款、名号、语言文字等多方面的知识,内容丰富,并非单就文字本体而言。但是,也有人没有将“文字资料”与“文字本体”区别开来,以为既然可以按综合性的文化特征将文字资料分为若干系,那也就意味着战国时代的文字形体甚至“文字体系”也可以分成若干系,每个系都具有各自不同的鲜明的“地域特色”。战国文字本身果真具有这么大的国别差异吗?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各系或各区域的所谓“特点”。

      何琳仪的《战国文字通论》要“以古文字学的眼光,即主要以文字自身所体现的点划、结构、款式、风格诸方面的特点,考察战国文字资料,从而辨明其国别”,结果,在“分域概述”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表示原文另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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