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项研究得到美国社会科学发展基金的赞助。《国外语言学》的一位审阅者提出了详尽而中肯的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0.引言 动词拷贝结构(verb copying)的产生和发展是最近两三百年的事情，根据我们的考察，直到《红楼梦》时代才出现。这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来观察一个新结构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过程。语言发展中的一个常见现象为，虽然一种句法结构消失了，但是交际功能仍然存在，就要寻求别的句法结构来表达。此时就是一个新结构产生的契机。但是，新结构的构造不是随意的，它必须在这种语言的句法系统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新格式的一种常见来源是把某种话语结构(discourse structure)抽象稳定下来。下面就以动词拷贝结构为例来印证这一理论推断。 1.现代汉语的动词拷贝结构 动词拷贝结构的抽象格式为：(V+O)+(V+C)其中，V为动词，O为宾语，C为补语。两个V代表同一个动词。动词拷贝结构的使用，有时是选择性的，有时则是强制性的。究竟属于哪种情况，主要取决于宾语或者补语的特征。例如： （一）选择性 (1)a.他看书看多了。b.他书看多了。 c.书他看多了。 d.他看多了书。 (2)a.他吃肉吃烦了。b.他肉吃烦了。 c.肉他吃烦了。 d.他吃烦了肉。 在上述选择性用例中，动词拷贝只是引进受事宾语的方式之一，此外还可以置受事名词于主语前后而话题化，或者放在整个动补结构之后。当然，不同的方式在语用上不完全一样，究竟采用哪种格式最合适，取决于具体的交际环境（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可参阅Liu 1996）。 （二）强制性 (3)a.他看书看病了。b.*他书看病了。 c.*书他看病了。 d.*他看病了书。 (4)a.他吃肉吃胖了。b.*他肉吃胖了。 C.*肉他吃胖了。 d.*他吃胖了肉。 对于这一类强制性用例，要引进行为的受事，别无它法，只有动词拷贝这一种选择了。由此可见，该类结构在现代汉语句法体系中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形成上述选择性和强制性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补语的特点。大致说来，如果补语与宾语具有某种语义或者句法关系，引进宾语的方式相对比较自由。例(1)补语“多”的语义指向为宾语的“书”；例(2)的补语“烦”与宾语具有及物关系。相对地，在第二类强制性用例中，补语“病”和“胖”的语义指向都是主语，而且也都是不及物的，它们与宾语既没有语义联系，也没有句法上的关系。其中的限制可能更复杂，值得进一步探讨。 根据补语的语义特征和结构特点，动词拷贝结构可以分为以下四类：[1] （一）补语是时间词 (5)a.他看书看到两点。b.他睡觉睡了一个小时。c.我等车等了很长时间。 （二）补语为单纯的形容词或不及物动词 (6)a.他看书看累了。b.她办事办成了。c.他喝酒喝醉了。 （三）补语为“得”字结构 (7)a.她念书念得很快。b.她开车开得很稳。c.她吃饭吃得不多。 （四）动补之后另有宾语 (8)a.他切菜切破了手。b.他学英文学坏了眼睛。c.他扫地扫弯了腰。 动词拷贝结构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清代的文献中只能见到一、二类，三、四类还没有出现。一种新结构产生之后，往往会向多样化方向发展。本文的讨论重点是动词拷贝结构的产生过程，而该结构在产生之后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动词拷贝结构的使用有很多限制，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宾语通常是类属词(generic term)，不能是定指的（nonreferential，见Li & Thompson 1987）。比如可以说“他喝酒喝醉了”、“他喝茅台酒喝醉了”，而不大能说“？他喝那瓶酒喝醉了”、“？他喝昨天买的酒喝醉了”。因为“酒”和“茅台酒”代表的是事物的类属，而“那瓶酒”、“昨天买的酒”则是有所指的具体事物。 （二）只有第二个动词是限定动词(finite verb)，表现为可以跟体标记，可以被否定词及各种副词修饰。 （三）宾语和补语是必不可少的，比如不能说“*他喝喝醉了”、“*他喝酒喝了”。 上述三个特性为我们提供了追溯动词拷贝结构来源的重要线索。特别是第三点，它表明该类结构的产生与动、宾、补之间关系的演化密切相关。 2.动词拷贝结构产生的背景和条件 上面谈到，动词拷贝结构的三个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是动词、补语和宾语。所以三个要素之间关系或语序的演化，是确立该结构产生的背景和条件的关键。下面分期考察动、宾、补结构关系的变化。 唐代及其以前，这段时期存在着这样一种格式：VOC。如果补语是不及物性质的，即C和O之间没有行为和受事的关系，要引进宾语的话，必须用这一格式（详见李讷、石毓智1996）。用于该格式的补语类型包括不及物动词、形容词、时间词等。在那个时期，现代汉语的动词拷贝的相应格式就是VOC。现在看一些有关的例子。 （一）补语为时间词 (9)待君久不至，已去。《世说新语·方正》 (10)寺中有一僧，长念法花经已多年。《人唐求法巡礼行记》〔近〕[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