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敬鬼神而远之”、“狐死必首丘”是两个具有丰富文化意蕴的用语。“敬鬼神而远之”蕴含了中国人常怀二心的鬼神观念,不即不离的宗教信仰以及清醒现实、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狐死必首丘”所表达的是中国人由来已久,绵绵不绝的恋乡情结。这种恋乡情结是中国农耕文化和宗法观念天然契合的产物。 关键词 文化语言学 鬼神观念 恋乡情结 “敬鬼神而远之” 鬼神观念的出现,与死亡现象的关系至为密切。西哲费尔巴哈说:“唯有人的坟墓才是神的发祥地”。古人熊伯龙则言之更显豁:“人之所以畏神者,以畏死耳。……畏死之心迫而后神明之说兴”(《无何集》)。“神明之说”既兴,中国人又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是信,还是不信,抑或是既信又不信?这,可以从文化语言学中找到答案。 梁漱溟在《儒佛异同论》中指出:“鬼神有无,事属难知。……遽加肯定或遽加否定,两无所取。”因此,对中国人来说,鬼神有无之间,确有难以明言也难以尽言之处。谢肇制《五杂俎》中有一段话,最可见出这一心态: 谓死者为必有知乎?则鬼魅纵横冥途,亦不胜其繁扰也;谓死者为必无知乎?则梦兆肸
、祸福感验、不可诬也。圣人之言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以为无,则何为赞其盛?以为有,则直云在而已,何言如在也?有无之间,不可思议者也。 既然鬼神“有无之间”确有“不可思议”的地方,那么,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最明智、最现实的态度显然莫过于对鬼神“敬而远之”了。 有意思的是,“敬而远之”这一成语最早恰好就是“圣人之言”,本来也恰好是指“敬鬼神而远之”,只是到了后来,它才由特指衍为泛指,指谓待人接物的态度。据《论语·雍也》上记载,有一次,孔子弟子樊迟向老师讨教“知”(明智)的问题。孔子回答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也。”老师不愧为老师,他的这一回答亦“可谓知也”。对鬼神,他一方面主张敬畏它,这是因为“礼”的需要,具体来说也就是“慎终追远”,以尽孝道;但在另一方面,孔子又要求人们远离它,回避它,唯恐迷神信鬼而陷于诬妄,难以自拔,从而妨碍现实人生。这种既“敬”而又“远”的态度,显然和他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以及“未知生,焉知死”的看法是互为关连,相协一致的。 孔子的这一态度,凸显的正是强烈的实用理性精神,洋溢着华夏文化特有的气息。我们中国人自来不擅长对问题作“云深不知处”式的探讨,而总是习惯于立足当下现实,注重日用伦常,这种文化心理分明与孔子的这一态度密切相关,或者说正是他“务民之义”的结果。所以古人说“千年圣学有深功,妙处无非日用”(张孝祥语)。今人范文澜也说:“汉族受宗教毒较轻,不能不归功于儒家学说的鬼神不可知论。” “敬鬼神而远之”现已成为一句使用很广的民俗用语,它对我们审识中国人的鬼神观念、宗教信仰、死亡意识确实起到了绝好的“指示”作用。 例如,出于对死亡的畏惧,中国人历来对鬼神深加敬畏,人们一思一念,一举手一投足,常常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惟恐冒犯神灵而招殃惹祸,甚至连他们有限的抗争,也不得不仰仗鬼神的力量。历朝统治者也充分利用这一点,去愚弄他们的芸芸众生、蚩蚩下民。他们“借鬼神之盛,以声其教”(《淮南子·汜论训》);又用鬼神之说,“以辅王政之穷”(《日知录》)。“神道设教”的结果,强化了人们对鬼神的敬畏感。所以古代有句熟语叫“人纵有不畏王法,未有不畏鬼神者”。可以看出,人们敬神畏鬼有时甚至超过了畏惧王法。正因如此,我们中国人才会诚惶诚恐地拜倒在它们的脚下,对它们极尽戴仰之忱,为它们不时地奉献洁净丰厚的祭品,祈盼得到它们的庇佑。我们从“阎王叫人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老太太进庙,见神灵就磕头”等俗语中,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然而,在“敬鬼神”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分明可以看出“无鬼神”的心态。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话无异于说,人们只有祭神时才似乎有神在,而不是神在才需要祭神。前者是中国人的态度,而后者则是西方人的态度;前者是入世的、为我所用的态度,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态度。 既然中国人的态度是积极的、入世的、现实的,那么,中国人的心理自然也就是用则奉若神明,不用就高高挂起了。俗话说“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急时抱佛脚,病时乱求神”。这些民俗用语实在是民俗心态的“传真”——人们只是需要时(“急时”、“病时”)才“临时”去求神拜佛,就连那些迷信最深的“老太太”也只是在“进庙”之际才“见神就磕头”啊! 这种既“敬”又“远”的态度,从根本上说乃是一种“人文”态度,它酌取于有与没有之间,徘徊在信与不信之际,使人们“迷”而不“信”,“信”而不“仰”,始终处于一种临界状态。这就正如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抉发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