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步发展的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或历史学化进程，至今已走过40个年头。它既是改革开放在党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反映和思想建构，又赋予改革开放以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蕴，二者在较大范围的特定维度上形成良性的“互为关系”，“意指双方各自以认同对方的姿态，生成、建构、塑造对方，既互为主动性又互为被动性”①，一种互相渗透、彼此镶嵌、因缘为用的组合与交叉结构可谓彰显无蔽，“与时代同行”由此成为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基本特征和属性，深刻地呈现了历史学的本质“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②。就此而言，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发展史研究就不仅仅具有回溯学科发展、提供知识管理和加强文化反思的意味，它更将有效且有力地为整体性书写改革开放史提供源自科学的党史学科自身的思想与精神资源。因此，整个党史学界在推进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进程中，应当注意加强改革开放时期党史研究学术史的研究与治理，学术史研究绝对不能缺席于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格局。 而在改革开放史的文化根脉和“与时代同行”的特定语境下还原、理解与建构党史研究的学术史，研究者首先需要从历史本体论层面着重关注和建构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发展反映改革开放进程中诸多重大时代问题的历史脉络与史学谱系③。作为政治性和现实性都非常显著的一门历史学科，在整体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情势下，党史研究者对于一些重大时代问题的回应和跟进往往较为迅速，而时代性问题常常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嬗变而发生移转，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史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格局和学术特征。如拨乱反正时期的党史研究就以整体性的“重评”史学主题配合了整个国家和社会批判“文化大革命”、反思极左思潮以及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主义的时代大课题，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政治进步、拷问文化传统和伸张学术自由的普遍性价值，而在此期间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等一批重大党史问题的重新检视，更直接对应着部分知识分子关于当时所制定和采取的改革决策与策略之适应性的直接拷问，并且触及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如何推动中国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等更为本质和长远的时代课题；从1986年开始，随着新一轮体制改革思潮的逐步增强，关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历史沿革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等研究论题，迅速成长为80年代最后几年内党史研究的显学，鲜明地表达了党史学界的部分知识分子关注国家长远发展的公共关怀精神，推促这一时期的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呈现非常独特的时代性质；等等。此类例子可谓不胜枚举，共同构成了党史研究学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特殊的学术文化形态鲜活地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变迁。准此而论，党史研究的学术化理脉就是由时代议题与党史研究之间的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诸多具体问题和论域所构建的。这种史学图景在80年代尤为明显，验证了一门逐步走向学术化的历史学科所必然践行的不可违逆的学术规律，那就是“当代历史学家必须确立对过去的研究的价值，不要把这种研究作为自身的目的，而是作为一种方式，为透视现在提供多重视角，从而促进我们对自己时代的特殊问题的解决”④。 由此可见，“与时代同行”的党史研究形态一定是对各个历史时期重大政治、社会和思想问题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起源于部分党史研究者对于所处时代之重大议题的浓厚兴趣与深睿透视，而这些重大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问题切入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根脉下往往具有极强的延续性和绵延性，这不断激励着研究者深入党史去探询这些问题由以生发的来踪去迹与解决之道，因为“历史学家带有强烈的学术意识，同时又深深地意识到作为一名公民应尽的义务”⑤。从根本上看，基于时代性议题的党史研究往往重点关注长时段的制度变迁、意识形态流变、国家治理、社会整合、政党角色等宏观层级的问题，最终必然与诸如“统治”“权力”“权利”“权威”“自由”“民主”“平等”“正义”“责任”“宽容”“合法性”等政治哲学的元问题直至与“人性”联系起来，它们实际上是“利用历史资料来提出政治学的问题，或利用政治学的概念、理论去处理历史问题”⑥，从而有效提升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水准，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党史学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政治责任，也在知识生产的层面上兑现了对于何谓“学术”的文化承诺，即“好的人文学术，是研究者能通过最严谨的学术方式，将个人怀抱、生命体验、社会关怀等融入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最终以学术的方式将时代的问题和紧张感加以呈现”⑦。由是言之，“与时代同行”的党史研究形态遵循一种特殊的学术伦理，“那就是学术应以促进社会的良性改变为目的，并以此为衡量学术的‘好’和‘有用’的标准”⑧。 面对众多“与时代同行”的党史研究成果，学术史的研究者在一种限定性的叙述语境(即一篇论文或一本专著)中会选择何种学术史实作为叙述对象、择取何种史学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抽绎何种“主题”或“问题意识”作为阐释中心等，便直接决定着学术史的书写能否超越本体论层面的一般性叙述而形成以“问题导向”为核心特质的集约型研究形态。这固然取决于学术史研究者个体的知识结构、研究能力和学术取向等因素，但如何在一个长程的历史视域下检审研究者自身所处时代的性质和结构及其所型塑的重大政治、社会和思想议题，并由此形成具有长远价值的历史意识和符合普遍道德的政治理念，继而严谨审查党史研究在其学术化进程中对于改革开放时期重大时代性问题的反应程度与解决之道，科学释读已成为历史文本的诸多具有高度学术性的党史研究成果与具有长远性和发展性的重大时代问题之间的互动关系，便从根本上决定着学术史研究自身能否与更为宏大的时代问题和历史主题产生联系，进而影响直至决定学术史研究的格局大小和气象强弱及其现实价值与文化位次。的确，纵览“与时代同行”的党史研究学术化成果，“即使只看细化的研究论文，其基础、背景中仍然具有可称为问题意识的东西，因为历史研究者往往从一开始就抱有这样的想法，即在面对当下时应从过去发现什么”⑨，但能否解读出党史研究著述中的“问题意识”，亦从根本上取决于研究者能否“面对当下(时代)”而从这些学术成果中“发现什么”的“问题意识”。换言之，学术史研究者本人亦必须“与时代同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并据此培育强烈的“问题意识”以统贯特定语境下的学术史写作。研究者有多深切地关注重大的时代性问题，学术史就会多准确地反映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与时代同行”的史学图景，研究者的“时代化”程度决定了学术史书写的“时代性”价值。这就是“与时代同行”的第二层涵义，也是“与时代同行”在认识论层面的主要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