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研究相对滞后，而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史研究则几乎处于初始阶段。这既是由外交史研究者的学术能力所决定，也受到“当代人不修当代史”传统思想的影响。因为研究者需要与研究对象保持较长的时空距离，以便进行冷静、客观和全面的观察，获得相对宽松的研究环境和更为丰富的史料。新世纪以来，相关历史文献的正式出版、外国外交档案的解密以及史料搜集方法的多样化运用，为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可望从外交史领域为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较为独特的学术资源。 一、外交史研究是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新增长点 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开放的历史及其诸多命题和疑问，需要在外交史的视角下得到梳理和解答。首先，对外开放史的研究之所以能够被置于外交史的研究范畴，是因为二者的研究命题与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合的。尽管史学与外交学的关注点和叙事方式会有差异，但二者寻求的基本史实具有跨学科的相通性，所以两个学科所贡献的新事实、新视角，都是对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促进。 其次，外交史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改革开放的理解。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外交决策本质上是内政议题的解决方案在涉外维度上的体现。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外交具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一方面，改革开放时代的内政与外交是相伴而生、互为条件的，外交为改革开放塑造了必要的国际环境，本身又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使对外政策和外交实践所涉及的议题迅速拓展，内容得到极大丰富，对外需求和政策的根本性变革使外交的战略、策略、决策思路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巨变。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研究外交命题还是研究改革开放的任何命题，都需要以外交史研究作为背景和补充。简言之，外交史既是改革开放史的组成部分，又是在涉外维度上透视改革开放进程的新视角和有效途径。外交史研究对改革开放史研究而言，具有史料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双重价值。 再次，外交史研究是可以获得较快发展的领域。新的史料和新的视角是决定学术进展的关键要素。由于当前距离改革开放的时间较近，解密档案的匮乏成为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重要障碍，但外交史的史料搜集与整理出现了新的机遇。国外的外交档案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涉及中外双边会谈的档案陆续被解密。它们间接反映出当时中国外交决策的意图和具体实施过程，从而帮助外交史学者勾画、还原出改革开放的很多政策意图、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整体性思考。外国外交档案的解密，有利于多方档案资料的比对和验证，既有助于辨别史料的真伪，也有利于克服自我诠释模式，从而提供更加客观和全面的视角来分析问题。此外，亲历对外开放进程的一批领导人、高级官员和外交官已经进入暮年，他们的回忆和接受的访谈，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史料的匮乏。 当然，这些机遇或便利性并不必然带来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许多涉及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史研究多是从现实角度论述对外政策，“重策论而轻学术、重诠释而轻批判、重描述而轻思辨”①，且仍有很多议题尚处于理清基本事实的初级研究阶段。要推动外交史的学术研究，就需要系统、规范和科学的理论与方法。 二、改革开放时期外交史研究的理论路径 规范的学术研究需要学术理论的指导。尽管大多数的学术成果不会专门陈述自己的指导理论，但其发现新事物、提炼新观点的路径和方法，无不体现着学术理论的指导作用。科学的理论指导是关乎外交史研究质量的关键因素。 外交史应以梳理事实作为基本内容。外交史的跨学科属性使其频繁涉及史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处理好二者的指导作用是作好外交史研究的前提。国际政治学者在涉足外交史命题时，习惯套用国际关系的理论加以解读，较少质疑所用案例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但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重大外交命题，其发生、发展的原理和内在逻辑，远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提供的逻辑那样简单。这导致在国际关系理论指导下得出的逻辑链条的可靠性受到严峻挑战。历史是一切学科研究的起点，任何学科的理论建设都依赖可靠的史实。没有可靠事实的支撑，国际关系、外交学等学科的理论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外交史研究要重视史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在不摒弃国际政治的叙事方式和语言体系的前提下，坚持史实的主体性地位。只有发掘出更真实的历史世界，才有更可靠的理论阐述。 外交史研究要重视连续性的叙事框架，克服只关注重大事件的孤立叙事路径。外交史研究长期受史料匮乏的限制和传统叙事方式的影响，侧重研究重大外交事件，忽视重大事件之间的流变过程，只围绕既有的事件和陈旧的叙事框架，进行低水平地重复建设，既无新事实，更无新视角。历史是一系列关联事件形成的连续进程，只关注和巩固对孤立事件的认识，无法描画出真实的历史进程和事件发生、发展的原理，在此基础上只能得出虚假的理论提纯或规律总结。例如，中美关系史的研究经常从1979年中美建交直接跳跃到1982年“八一七公报”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美关于对台军售问题的持续博弈与处置方法，更无法客观估价美方在双边关系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 外交史研究需要克服理性依赖的研究思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常以简化的模型和视角解释中国的外交决策，在引导学者进行逻辑反推时，常表现出两种线索倾向。第一种是将本国的外交决策视作决策者为利益最大化而作出的理性活动，外交进程都是决策层严密把控、精心推进的。但事实上，外交决策进程大都是决策者逐渐明确决策意图、不断完善决策方案的漫长过程，并非遵循一蹴而就的全面理性模式。例如改革开放初期，外交战略由“一条线”调整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从1979年发端至1982年中共十二大完成，历时两年多。缓慢的原因在于决策者的决策意图和目标是在解决中美纠纷的具体进程中逐步清晰、明确的，决策所需的情报信息也是逐步到位的。第二种研究倾向则把外交纠纷或难题视作外国敌视中国的阴谋举措，是将别国政策视作极度理性乃至“阴谋论”的解释路径。外交是一国与别国或多国的互动过程，外交进程中的因果关系是由各个参与方交替互动、相互影响而塑造的。因此，外交史需涵盖互动进程中的每一个参与方，忽视研究任何参与方的行为，都将打乱真实的因果链条。例如中美关系中的纠纷，大多是双方客观差异造成的调适磨合，“在历史的长镜头下考察双边关系可以看到，中国国内政治的重大转折，能够直接影响甚至扭转中美关系，而美国国内政治则起不到这种作用”②。理论是基于事实的总结，克服理性依赖的方法在于坚持先有事实发掘后有理论总结的工作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