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长期作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40年光辉历程里领导和推进的伟大实践之一。通过对风云激荡、艰苦卓绝的国企改革史进行历史回顾、经验总结、规律探索、前景展望与案例宣传，不仅能够深刻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特点，而且能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为国企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特别地，在充分吸收已有宏观层面的国企改革史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微观层面的国企改革史案例研究，从而形成立体而动态的“党中央、国务院——部委、省市、国资委等主管部门——行业、企业”的国企改革史图景，增进对国企在国民经济发展作为中坚力量肩负社会进步重任的认识。本文主要基于案例研究的实际经验，就微观视域下国企改革史研究的意义与理论方法提出一些初步看法。 一、微观视域下的国企改革史研究方兴未艾 改革开放以来的国企改革“是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企业的具体情况出发的，而且体制的改革、结构的调整、人员的分流安置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大量丰富的实践筑就成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己的改革道路”①。它先后由国家经委、国家体改委、国家经贸委、国资委等部门负责领导，是一场多层次参与和推动的、规模宏大的历史性社会变革，是一个长期艰难探索、取得伟大成就的过程，也是一件需要持续推进、不断创新的重大改革任务。通过“历史性地审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演进历程和基本规律，能够为当今推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有益借鉴”②。正因如此，国企改革史研究不但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成为党政官员、国企高管高度关注并指导改革实践的重要参考。 目前国企改革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一类侧重于历史视角，整体阐述国企改革的演变过程，从阶段划分、不同阶段的主题和特征等呈现渐进式改革的规律；另一类侧重于理论视角，从经济体制论、产权理论、发展模式论等理论研究国有企业性质职能、公司治理结构和改革发展路径等问题。相对而言，从具体国企的微观层面开展研究的学术成果较少，仅散见于一些经济管理院系以佐证理论模型为目的的教学案例，以及财经记者主要通过访谈口述史编写的企业史书籍。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不断深化的客观需要，也由于一些国企日益将企业史的整理和研究纳入建设企业文化、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和制定战略规划的重要举措，兴起了从微观视域下研究国企改革史的潮流，即以学术界与政府主管部门、企业界课题合作的形式，系统利用企业档案和实地调研，编纂企业史并深入研究、总结企业发展的经验和规律。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情调研丛书(企业卷)》，就是这一趋势的反映。 从微观视域的研究成果和社会效益看，招商局集团的企业史研究无疑是最为成功的典范之一。在晚清洋务运动中创立的招商局，是一家少有的能够全面反映中国民族企业发展历史的企业。从企业史层面而言，招商局的组织制度、发展战略、产业开拓、经营理念、管理方式等都具有广泛的研究内容，而招商局在发展历程中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等国家层面的诸多方面，可谓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部小百科全书③。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下，招商局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许多有益经验，出现了以创办蛇口工业区为标志的第二次辉煌和安然渡过亚洲金融危机后高速发展的第三次辉煌。招商局不仅涉及港航、金融、房地产等具体行业的发展，而且“蛇口模式”对区域发展乃至整个改革开放事业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当然，关于招商局史所涌现的丰富研究成果，与招商局开放的档案资料以及招商局档案馆、招商局史研究会等研究平台的建立和推动密不可分。此外，中交集团下属的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与高校的企业史研究合作项目，亦产生不少学术成果④。 值得注意的是，微观视域下的国企改革史研究并非单纯的企业史研究。前者虽然以后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借鉴企业史的研究方法，但在研究目的、理论方法等方面，二者有以下区别。其一，前者致力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注重从案例研究探索国企改革的一般性规律和提供政策建议；后者则更多地立足于企业实际，注重从宏观背景下总结企业的具体发展路径和特点。第二，后者强调对历史过程加以全面、准确的叙述，而前者除此之外，更为重视对企业发展规律和基本经验的理论探索。第三，前者涉及的利益主体或参与者更为多元，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应基于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标准开展成效评估，而后者则偏于企业本位。 二、企业档案的收集利用是微观案例研究的关键因素 微观视域下国企改革史研究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企业档案的可获取性和可获取范围，这与宏观层面的研究很不相同。宏观研究一般主要利用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相关政策文件和统计资料以及地方志、行业年鉴、新闻报道、企业公开披露的信息等资料，而微观研究则必须依赖企业档案。但是，国企档案不但涉及企业的商业机密，而且涉及国家的安全利益，不可能无限制地向社会或学术界开放。因此，即便企业与学术团队以项目合作的方式展开企业档案的开发，也会涉及开放档案的范围问题。笔者以为，搭建合作平台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随着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党和政府、国企、学术界与社会的客观需求，可以预见企业档案将更加容易获取和利用。事实上，诸如企业发展战略规划、技术创新成就、制度变迁过程、企业治理结构、管理组织变革、经营绩效等微观视域下的重要研究主题，并不构成企业的核心机密。在一定范围内的开放和利用，反而有利于国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由于可获取范围的日益清晰，企业档案的可获取性也将日益提高。当然也应注意企业档案对学术团队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一定时期对企业档案的垄断会刺激相关学术团队的研究激情，却容易使之陷入自说自话和研究的“碎片化”，反而不利于学术交流和理论创新。即便从学者的学术旨趣而论，讲述别人未知的故事不过是等而下之的成绩，若能补充、修正和发现经济学理论的逻辑，才可称得上真正有所建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