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与20世纪40年代的秘密社会调查

作 者:
王笛 

作者简介:
王笛,历史学博士,澳门大学历史学系特聘教授。中国 澳门 999078

原文出处:
史学月刊

内容提要:

194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女学生沈宝媛到成都郊区一个叫“望镇”的地方进行秘密社会的调查,并在次年完成《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的报告,作为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论文。此篇社会调查的完成是受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影响。那些受西方教育和影响的早期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自称为“农村工作者”,认为要了解中国,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就必须了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因此,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农村社会调查,并成为当时中国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他们所开展的深入农村、深入农民的社会调查运动,为我们今天的研究留下了丰富的记录,并成为今天我们了解当时袍哥及其组织的珍贵文本和历史记忆。根据这个调查,可探索社会学在当时的政治、社会、学术方面的来龙去脉,并讨论这样的调查报告,在今天如何被作为历史资料来使用,以及通过对其的探讨,我们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还原那段已经逝去的记忆和那些已经被摧毁的秘密社会组织的历史。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8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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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8)09-0079-22

       1945年夏天,燕京大学社会学系21岁的女学生沈宝媛,来到成都西北郊区“望镇”,和当地袍哥首领雷明远的家庭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并记录了这个家庭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其于次年4月完成一篇2万多字的社会调查报告《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作为她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论文①。从论文的封面可以得知,沈宝媛的导师是徐雍舜,论文的评阅者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林耀华和法学院院长郑林庄。另外,在前言中,沈还特别提及廖泰初为她的调查所提供的他自己关于哥老会研究的英文论文②。由此可见,和沈宝媛这篇调查有关的论文的老师,都是当时中国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先驱者,而沈宝媛的这篇论文也反映出彼时中国社会学调查的学术状况。

       作为沈宝媛社会调查的主角——袍哥,这个在四川地区历史悠久、较具影响力的秘密社会组织,在乡村社会中扮演了一个主宰的角色,虽然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被视为与国家机器进行对抗的非法组织,但依靠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严密的组织结构、广泛的社会网络和兄弟般的成员关系,这个组织迅速发展成为四川地区较具影响力的民间势力,在20世纪40年代,它的力量已经渗透、扩张到地方政府日常事务的处理中,甚至达到地方政府不得不和它进行合作的地步。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组织的地方首领,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地方社会基层组织的领袖。对于这样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地方社会组织,其一方面维持着地方社会和居民日常生活的稳定,另一方面其也成为地方抵抗国家控制最顽强的力量。

       20世纪40年代川省的袍哥组织,在意识形态(反满)、政治目的(复明)、行动方式(秘密)等方面都已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在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后,其已从旧时一个反清的秘密组织,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在四川地区广泛分布、并公开活动的社会团体。1911年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在随后的民国时期虽然袍哥仍是一个政府明令禁止的社会组织,但实际上地方政府并没有真正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在之后的二三十年中,川西平原的袍哥组织在军阀统治、动乱纷繁的环境下继续蓬勃发展,到了40年代时,地方政府已经完全没有力量控制这个组织的扩张了。

       其实,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也使沈宝媛对袍哥组织的调查成为了可能。是时,一些受西方影响和教育的中国早期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自称为“农村工作者”,开始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调查,其认为想要了解中国,就必须先了解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而他们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调查,也成为当时中国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当时这些农村工作者深入农村、深入农民进行社会调查的行动,为我们今天的研究留下了丰富的记录,并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川西平原上袍哥组织的珍贵文本和历史记忆③。

       对于袍哥组织领袖雷明远与青年女学生沈宝媛来说,他们原本是生活在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有着迥异的地域、教育、社会和经济背景,但是由于某种机缘,命运使他们在1945年的夏天有了交集。他们一个是被调查者和被描述者,一个是调查者和讲述者,两者的生活在那个看似平常的夏季中产生了互动,同时又记录下一段不平凡的历史。本文研究的着眼点并不在于讨论沈宝媛这个调查的具体内容,而是希望根据这个调查报告,去探索这样一个社会学调查的政治、社会和学术方面的来龙去脉及其所涉的学术研究方法。同时,本文还将讨论这样的社会调查,怎样作为我们今天研究的历史资料来使用,并在何种程度上还原那段已经逝去的历史和那些已经被摧毁的秘密社会组织的记忆④。

       一 沈宝媛与“农村工作者”

       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不仅使当时的人们对中国乡村、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同时,还为学者们研究中国乡村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作出了方法论的贡献。1926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在留美博士晏阳初的带领下,到河北中部的定县进行乡村教育实验。到30年代初,晏阳初利用在美国募集到的资金,把平教会的总部从北平搬到了定州城,并招募不少大学生和留学生志愿者参加平教会的实验⑤。与此同时,1929年,梁漱溟在河南省北部的辉县创建了以乡村重建为目的的村治研究院。此后,1931年其又在邹平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希冀通过此来全面认识中国的乡村社会。除了创立村治研究院外,梁漱溟还参与出版了《村治》月刊,并写有《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答乡村建设批判》等一系列著作,阐明其关于中国乡村建设的主张⑥。除晏阳初、梁漱溟外,是时,卢作孚在重庆北碚也进行了如火如荼的乡村建设实验,并写有《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建设运动》⑦。在其1930年所写的《乡村建设》一文中,卢作孚强调了教育是乡村第一要务这一原则,为此后教育运动在四川乡村地区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抗战全面爆发后,远在西部大后方的四川地区便成为中国乡村建设的重要基地。晏阳初所组织的平教会把试验的重点放在四川的乡村教育方面,并在1936年春和四川省政府合作,筹办组织设计委员会领导四川乡村教育运动。次年4月,四川省政府将新都定为四川乡村教育运动的实验县,直属省政府,计划在三年内完成关于此地区乡村教育运动的实验。1939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其中,采纳了许多平教会多年来在定县、新都等地实验积累起来的经验,并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基于彼时四川地区的特殊情况和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国民政府决定在四川率先进行纲要的实施,并由平教会进行协助。1940年3月1日,在国民政府指定之下,四川全省各县开始正式实行新的县制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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