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同人分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细节

作 者:

作者简介:
耿云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06

原文出处:
广东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新青年》同人的分裂,已有很多文章和著作论及,大体都是从思想分歧上加以分析。近年因胡适与其好友许怡荪的通信被发现,胡适于1919年1月20日致许怡荪的信上明确说道,他打算将《新青年》收归自己来办。此意虽未实现,但这一个重要细节对分析《新青年》同人走向分裂的过程有重大关系。它透露出胡适与陈独秀争夺《新青年》,以引领不同的思想和政治路向,这才是分裂的实质性意义所在。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8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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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8)05-0129-15

       《新青年》同人在五四后逐渐走向分裂,已有很多人论及。最主要的说法是胡适与陈独秀思想路向不同,又各不相让,遂致分裂。中间也有人注意到,同人中多少有些派系的分别,也是分裂的一个原因。有一点却一直被忽略,那就是,在1919年初,胡适曾有意要将《新青年》收归自己一人独办,遭到沈尹默等人的反对。这是分裂迹象的第一次显露。过去,因只有沈尹默的回忆中谈及这一点,未得其他证据。而沈尹默的回忆是在大规模批判胡适运动之后所写,其中对胡适贬损过甚,多有不实之词,所以对他所说胡适曾要一人独办《新青年》的话,大家都不予注意。我本人也是如此。2014年,梁勤峰、杨永平先生将他们刚刚搜集到的原亚东图书馆准备编辑出版的胡适与其好友许怡荪之间通信的抄清稿复印一份送给我看。我看到胡适1919年1月20日写给许怡荪的信最后有一句:“《新青年》事,我决议收回归我一人担任。”这句话前无“缘引”,后无“结果”,显得有些突兀,但这确是胡适自己所说,他确曾有此打算。当时忙于他事,未曾细细追究此事。近来,有机会转到这个问题上来,重新细读从前读过而没有联系起来思索过的材料,从中理出线索,可以明了胡适想将《新青年》收归自己独办的想法的产生缘由,及其未能如愿反而却使反对他的人对他更加防范。我觉得,这件事对于更深入地了解《新青年》的最终分裂及其意义,以及分裂过程中各人所表现的态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细节。

       一、《新青年》的编辑到底有哪些人

       《新青年》原是陈独秀一人主创、一人主编的刊物。1917年,因蔡元培出长北大,蔡氏经人推荐,决请因主编《新青年》而声名鹊起的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陈独秀遂将《新青年》亦带到北京来编辑。在这里,他和他的《新青年》得到了一批具有新思想、学问优秀的北大教授们的支持,《新青年》在思想、学术上的影响力大大提升。从1918年开始,《新青年》改由陈独秀和北大几个教授轮流编辑,成为同人刊物。现在已经明确:《新青年》四卷一期,陈独秀编;二期,钱玄同编;三期,刘半农编;四期,陶孟和编;五期,沈尹默编;六期,胡适编。五卷一期,陈独秀编;二期,钱玄同编;三期,刘半农编;四期,胡适编;五期,沈尹默编;六期陶孟和编。六卷一期,陈独秀编;二期,钱玄同编;三期,高一涵编;四期,胡适编;五期,李大钊编;六期,沈尹默编。这当中,凡沈尹默担名编辑的,实际都是别人代他编的。四卷五期和五卷五期,都是钱玄同与刘半农代他编的;六卷六期,则是钱玄同一个人替他编的。①

       除了上述直接参与轮值编辑的《新青年》同人之外,经常为《新青年》供稿,且与《新青年》的编辑们关系密切的还有鲁迅、周作人、沈兼士、陈大齐、朱希祖、王星拱等,其中尤以周氏兄弟最关重要。一则他们供稿比较多,二则他们都是浙江人,与沈尹默、钱玄同极熟悉。钱玄同是个胸无城府、性情直率的人。而沈尹默则是城府甚深、善于周旋的人。他担着《新青年》编者的名义,却不亲自动手,由他人代编。而他人竟也愿意如此做,可见沈尹默非一般人可比。据记载,蔡元培很倚重他的几个浙江同乡,尤其是沈尹默、汤尔和(时任北京医学专科学校校长)两人。请来陈独秀,以及后来赶走陈独秀,都是这两个人的主意。在周氏兄弟是否曾是《新青年》编辑人的问题上,只有鲁迅和沈尹默两人认定周氏兄弟都是《新青年》的编辑,并且参加该刊的编辑会议。而这一点连周作人本人都不予承认。且看沈尹默怎么说。

       沈氏说:“《新青年》杂志由独秀带到北京之后,有一时期,曾交由鲁迅弟兄、玄同、胡适和我分期担任编辑。”②

       鲁迅则说:“《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议,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③

       而周作人却是这样说的:“鲁迅写文态度本是严肃、紧张,有时戏剧性的,所说不免有小说化之处,即是失实——多有歌德自传‘诗与真实’中之诗的成分。例如《新青年》会议好像是参加过的样子,其实只有某一年中由六个人分编,每人担任一期,我们均不在内。会议可能是有的,我们是‘客师’的地位,向不参加的。”④

       周作人日记中记载他曾参加过个别几次《新青年》编辑同人的会议。例如:1919年6月23日,胡适做东,邀请《新青年》同人餐聚,商量陈独秀被捕后《每周评论》的编辑问题,结果由胡适接编。又例如1919年10月5日,在胡适家里举行《新青年》同人的会议,商量陈独秀出狱后《新青年》的编辑问题,决议重归陈独秀一人编辑。这两次会议,周作人参加了,但鲁迅并没有参加。至今,人们没有发现鲁迅参加编辑《新青年》或参加其编辑会议的直接证据。

       但《新青年》同人之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遇到重大问题,常常向编辑人以外,经常供稿的朋友征求意见。鲁迅就是这样的朋友之一。1920年末至1921年上半年,在《新青年》办刊方针发生重大分歧时,鲁迅就曾参与提供意见。

       二、《新青年》同人内部分歧的由来

       《新青年》的编辑群体,在外人看来,真是精兵强将的组合,是一个坚强的堡垒,外人是无法攻破的。但在这个群体的内部,从没有什么共同的戒约,一直都是一个自由结合的小团体。他们之能够走到一起,主要是对自由的追求和救起一代青年的共同愿望。实际上,他们在政治态度和思想趋向上,原无任何默契。他们出身地域、门第,教育背景,生活经历各不相同。因而对许多问题的反应、态度不可能完全相同。但这些不同,在平时大家都会互相包容,相忍为过。一旦形势逼人而来,他们的分歧就会公开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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