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先生在思考中华民族自救之道时提出：“夫我不为一散漫的村落社会乎？一言以蔽之曰，求其进于组织的社会而已。”①组织起来，成为中华民族自救的大道。组织起来需要组织，将人们组织到组织中，并在组织过程中使组织嵌入社会。政党是不同于传统社会组织的新型组织，而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的特殊性在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形态，“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过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党，它是以分析阶级力量、依靠阶级斗争来进行革命的党”。②借助阶级分析，中国共产党重新条理社会，而群众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组织、各群众组织之间的互动是宏观组织研究的基本面向。组织人分析是研究中共党史的逻辑起点。新型组织人的个体行动既借助于组织而具有力量，也受制于组织制度、纪律和政策等约束。组织与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组织内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互动，是组织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个人行动的源泉和限制。唯有在对宏观组织与微观行动的具体分析中才能深化我们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群组织与个体行动的认识。 一、引言 随着传统秩序的瓦解，近代中国社会陷入全面危机。危机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政治秩序崩溃。晚清专制政体在应对外敌入侵与国内治理方面捉襟见肘，而刚成立的共和政体又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国际政治格局变革，尤其是日本侵华打破了国民政府的政治建制和经济建设步伐。第二，社会解体。面对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传统中国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和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中国被强制拖入资本主义世界。第三，价值系统危机。在传统中国，儒学是中国人的基本价值依托，士人作为价值系统的承载者，奉行“内圣外王”之道，讲求修齐治平的事业格局，而在政治秩序崩溃和社会解体的情况下，尤其是作为联系士人与国家纽带的科举制被废除，儒学价值系统及士人阶层如同盘内走丸，盘已破碎，根基顿无，旁逸斜出。 在这种状况下，作为一个发端于“轴心文明”的古老国家，能否重新收拾政治秩序、重新组织社会与重建价值系统，实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文明理想，是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不过，近代中国的全面危机以及国际秩序的变革压力，使我们没法依靠文明内部传统组织和哲学，传统经验无法理解当时的危机，传统组织也无法适应急剧的历史变革。因此，寻求新的组织形式、变革手段和社会理论，成为近百年来中国政治面临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气势磅礴的土地革命、革命战争、整风运动等革命实践，使中共从局部执政走向全面执政，彻底克服了近代以来的全面危机，中国历史进入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共和政治，克服了政治秩序危机；以组织起来为号召，重新构建了社会秩序；以人民公社统合乡村社会，以单位制统合城市社会，克服了社会危机；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通过思想改造运动，使之深入人心，克服了价值系统危机。 中国革命的深度和广度，世所罕见，其参加人数之多，过程之复杂，经验教训之丰富，寻遍近代革命史，唯有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似乎可与之相媲美。理解中国革命，总结经验教训，提炼出新理论，能为学术创新提供新的增长点。传统党史学界一直注重革命经验的总结，提出了许多创见，这是我们理解党史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所不可逾越的。胡乔木是中共党史体系的创立者和诠释者，其历史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党史观。传统史学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科学化，缺乏社会科学理论视野和方法论，而以论代史的弊端是将马列主义的某些论断绝对化，然后机械地套用到党史材料中，使党史材料成了庸俗化马列理论的注脚。对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胡乔木提出“不能认为马列主义以外就没有社会科学，不讲马列主义就没有科学性。讲出这一句话来，非常重要，这才是解放思想”。③ 国外学界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有利于弥补这一局限。不过，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大多是制度化的集体抗争活动，有其产生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而且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社会理论是以微观机制为中心。忽视了宏观社会背景。④这就很难解释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组织以政治动员来进行制度嵌入和社会统合的做法，因此运用西方社会理论研究中共党史必须以历史情境为里，对理论的局限性有反思性认识，既不应生搬硬套，也不宜闭目塞耳。 华人学者既有中国生活的经验，又有西方社会科学训练，往往能提出较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黄仁宇以从技术看历史的冷静视角，克制以道德评价历史，超越党派界限和流俗意见，提出国民党建构了现代国家的上层机构，结束了军阀混战，但国民政府全靠城市经济维持，而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条理了基层社会，在农村中创造了新机构和新模式。后毛泽东时代只有通过法治手段将国家与社会连接起来，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⑤黄仁宇的大历史观，颇符合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抛开价值判断，国共两党只是历史意志实现自身目的的两个工具而已。黄仁宇的分析具有历史学的通透和厚重，超越了意识形态偏见、历史宿怨以及习俗陋见，但缺乏对历史进程中微观机制的分析，描述性有余，理论化不够。 邹谠将宏观历史结构分析和注重微观行动的理性选择理论熔于一炉，提出全面危机—社会革命—全能政治的分析范式，具有相当的解释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范式对中国政治学人有深刻而持久的影响。邹谠的价值关怀是，探讨近代以来的中国政体转变的逻辑过程，即从传统权威主义政治转变成现代全能主义，进而探讨向民主政治转型的可能性。宏观政治系统的基础是个人的政治行动，个人行动是宏观政治系统的内容。宏观政治系统构成个人行动的约束与机会，也提供了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方案，而个人不同的理性选择和互动策略往往又造成不同的结果。他认为，“二十世纪初期面临的全面危机，社会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机的方案，全能主义政治是应付全面危机的一种对策，并且从事社会革命就必须用全能主义政治为手段”。⑥政党是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的新型社会组织，是社会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在克服危机的过程中，必然侵入社会领域，成为国家的领导中心和社会上最雄厚的力量。近代以来的全面危机只能借助社会革命的非常手段，才能快刀斩乱麻地重拾旧河山。在克服危机的过程中，危机感也侵入政党的潜意识，“危机感可以促进改革，但是更容易成为激烈盲目行动的根源”。⑦不过，他的分析也有不足之处。他没有关照到宏观组织的内部构成和具体运作，忽视了宏观组织的变与常、名与实之间常相背离，循名未必责实，形式上的改变可能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