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建党以前，陈独秀等人就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涉及“封建”概念的文章，但那时的“封建”意涵，虽然是从新文化“批判”话语的角度上使用的，其词意所指主要还是中国先秦时代“封建制度”的固有含义。① 中共建党之际面临的最严重的国内问题，是北洋军阀造成的分裂与纷争。军阀政治这种乱象，必然引起以救国为己任、正在建党的早期中共党人的关注。在陈独秀看来，民国成立后“武人割据”和“尊祀孔子”两种现象的出现，即是“封建主义支配一切精神方面及物质方面底明证”。②即军阀割据和尊孔就是一种“封建主义”。“封建制度”在此已转指现实中的军阀及其依附性力量。值得注意的，这不是中国固有古义向今义的转化，而是从近世“法兰西大革命以前的欧洲，俄罗斯大革命以前的亚洲”的“封建主义”意涵转化而来。③这里的“封建主义”带有“专制”之意，作为“资产阶级”的对立概念使用。 中共作为一个新型革命党，一旦正式建党，必须制定明确的奋斗纲领。其最高纲领无疑是“实现共产主义”；而现实的奋斗纲领和目标，则必须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确定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军阀造成国家纷乱危机和阻碍社会发展，无疑是革命对象。军阀是反对南方资产阶级革命势力的，因此是“封建的”或“半封建的”。据陈独秀观察，“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半封建半民主的国家建设在军阀和人民两种权力之上”。④这一话语表明，“封建”指称军阀，“半封建”则指因“军阀”权力与“人民”权力对立而使军阀之封建势力削弱呈为“半”的状态和属性。在蔡和森看来，军阀控制的“北方军队”“就是‘封建的’恶势力”。⑤“封建”和“半封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军阀势力属性及其阻碍社会前进状况和性质的概括。因此，中共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共二大通过的决议中才形成了中国革命的目标是联合民主派“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即“反帝反封”的全党共识。⑦ 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之际对“封建”问题的探讨，从理论上自觉地将中国革命反对军阀的斗争纳入近世以来从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序列之中。在世界革命话语中，资产阶级通过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取得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俄国十月革命通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进化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新世纪。而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新兴工人阶级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则需要联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这就将中共革命框定在反“封建”军阀斗争的资产阶级革命范畴内。因此，将革命对象军阀确定为“封建”性质，绝不是一个名词或概念问题，而是关乎中国革命处于何种阶段、属于何种性质的核心及基础性的理论问题。这是中共在建党之初形成的一个关键性的重要理论表达。 中共成立后即投身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当时中国革命的内部任务，是要打倒军阀统治，结束中国的分裂割据状态，为现代化建设奠定统一和稳定的社会秩序。然而，军阀掌握着国家政权，力量非常强大，中共党人却力量弱小，要实现革命目标，就必须联合其他阶级组成统一战线共同革命。在中国南方，有与北洋军阀相对立的孙中山革命力量，为中共寻找政治盟友提供了现实可能。而孙中山也势单力弱，需要联合对抗北洋军阀的盟友。陈独秀认为，“革命的资产阶级应该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妥协，打倒共同敌对的军阀阶级”即“封建的北洋派”。⑧陈氏说的“妥协”，即指两个阶级政治上的“合作”。 相对于军阀统治的力量，刚刚建党的中共仅联合南方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力量，整体力量仍嫌不足，还必须联合更广大的群众性基础力量。因此，中共三大指出：“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因“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⑨陈独秀甚至提出农民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⑩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是中国革命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通过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打倒“封建军阀”的部署在逐步深入，对“封建”问题的认识也在深化。军阀的社会基础是什么？这个社会基础是不是“封建”的性质？在1924年5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形成了“享有土地及使用土地的制度在经济上有一种半封建半宗法的阶级关系”的认识。(11)就是说，与农民对立的享有土地的地主豪绅，与军阀具有同样的“封建”或“半封建”属性。军阀与地主在现实社会中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军阀不仅掌握军队、控制政权，还在农村广置田产，本身就是大地主；而且军阀要维护其有效统治，必须依靠农村的地主豪绅来维持基层的社会秩序。而国共合作所从事的国民革命，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扶助农工”，恰恰威胁了农村中地主的利益，动摇了军阀所控制的农村的基础。1925年10月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就已很清楚：“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12)在这里，革命的范围自然包括了“封建”的军阀和“封建”的地主。1926年7月，在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旧的士绅如城市及乡村之劣绅地主土豪，专替军阀官僚剥削农民，他们乃是中国半封建势力之真正基础。”(13)在此，地主属于“封建”或“半封建”的范畴为党内所确认。1926年9月，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因此，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14)随着国民革命的推进，南方乃至北方豫陕广大地区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引起了农村中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的激化，使得中国革命由反“封建军阀”阶段深入到反“封建地主”的阶段，如彭湃所总结的那样：“革命的斗争，由都市而转入于农村，现在正是农村中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不断的冲突到最利害的时期。”(15)这一时期高涨的农民运动，动摇了军阀统治的基础。当北洋军阀势力被基本摧毁后，也正是基于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对地主阶级的打击，在国民党将领李宗仁看来“造成社会上的大恐慌，此实为促成国民党‘清党’的主因”。(16)但从实质上看，国民党逐渐右倾、害怕革命，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联合在一起，才是实行“清党”“清共”的真正原因，从而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这一时期，中共党人尤其是毛泽东、彭湃等亲身从事农民运动者，清晰地认识到革命发展的趋势，并初步从实践中提炼出由“封建军阀”到“封建地主”这种对革命对象的新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