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音义相生

      提要 本文探讨汉语早期的语词滋生扩展的主要规律——音义相生律，即因音生义和因义生音。

      因音生义包括近音通转滋生同义词（近义词）和同音假借滋生虚义词。因义生音包括辨义异读和声调别义。这些现象前人都曾研究过，但并未提到语言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认识。文中对于这些现象作了理论上的分析，指出这是解决语音结构的有限单位和语义滋生的无限需求的矛盾的有效办法，也是先秦两汉汉语发展的主要事实。文中还以闽方言为例说明音义相生是造成现代方音差异的重要原因。最后，文章还指出，从音义偶然约定到音义相生到语素合成及虚化语法，可以视为人类语言发展的三个阶段。

      关键词 语音 语义 衍生 通转 假借 异读 破音字

      一、引言

      语言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物。语音是人类发音器官发出的音，语义是人类思维活动的成果，语言是人类的伟大创造。

      用哪些音来表达语义，怎样为语义分类，用什么样的语音表现什么样的意义，可能最先有某个发明者，但必须被共同生活的社会群体认可才能通行，这便是约定俗成。语言是集体的创造。

      最早出现的那一批语词可能都有首创者。也许生长在黄河之滨的人总听到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于是[ha]来称说它，这个音后来就写成了“河”；长江两岸的人可能听到江水撞击石头的铿锵之音，于是用来称说它，这便是后来的“江”。从绝对意义上说，这种发明应该都有很偶然、很具体的原因，但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沧桑之后，大多已经难于辨识，无法论证了。从相对意义上说（和后来创造出来的语词相比较），这些语词的出现是不可论证的。

      语言是一种结构系统，而不是一个个音义结合物的堆砌，音素及其结合有一定系统，语词的滋生和扩展也有一定的系统。语音和语义的结合方式在社会生活的约定俗成之中不断生成着新的成分；在继续扩展、精密化的过程中又不断地变化着、修改着、完善着。从很早的时候开始，语言的语词的生成和发展便蕴含着可以认识、可以认证的规律。正是这种生成的规律，把它同人的其他生理反映——没有固定含义的种种呼喊、叹息等等区别开来。诚然，在不同地区，不同的人群中形成的语词滋生扩展的规律和音义结合的规律是各不相同的，这些规律中有的比较容易认识，有的则不容易被发现。本文讨论汉语早期的语词滋生扩展的规律——音义相生律。

      二、因音生义

      中国的学者很早就知道语音和语义相互依存的原理。为了解读先秦典籍而兴起的汉代语文学一开始就是走“因声求义”的路，从《说文解字》到《尔雅》、《释名》，莫不如此。“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对他们来说是无需论证的事实，势所必然的方法，因为当时的语言就每天都在“因音生义”。

      根据音义联系的不同情况，因音生义滋生语词可分为两种方式。

      （一）近音通转滋生同义词

      最常见的“因音生义”就是在已有语词的基础上用相同或相近的声音来表示意义相近或相关的新词，简单地说，可以称为“近音滋生同义词。”

      以《说文》所收的一组语词为例：

      

      以上共27个字，意义都和“分”有关：分开、分离、分散、分别、分裂、分布、分辨。其声母都是上古音帮组，包括帮母12字，滂母9字，并母6字。

      在《广韵》所收的字中，也不乏帮组字有“分、别”一类意义的：（下列中加括号的注文为引者所加）

      

      这些材料说明了早在《说文》的年代，p、p′、b的音就和分离、分别、分散、分裂等意义相关联，这种近音派生的趋势到汉代之后并没有终止，而是继续在发展，因而在《广韵》又有了另一批新的成员。

      声母相同或相近可滋生近义新词，韵母也一样可行，例如：

      

      以上各字均有少小、细小之义。

      近音滋生同义词的现象在合成词大量衍生之后逐渐衰歇了，于是，人们对于因音生义的原理反倒陌生了。后来，宋代的王圣美倡“右文说”，竟成了新鲜理论。清代段玉裁注《说文》，重倡“以声为义”说，经过朱骏声、戴震、孔广森、王念孙、刘师培以及章黄学派等的充实，进一步发现了用语音通转，对转来派生新词新义的规律。王力的《同源字典》可谓研究近音滋生同义词的集大成之作。他所界定的同源字便是“以某一概念为中心，而以语音的细微差别（或同音），表示相近或相关的几个概念”[①]。他进一步从语音方面为这些“同源字”归类：有的完全同音（鱼—渔），合—盒，受—授，牙—芽，取—娶），有的同声、同韵、异调（家—嫁、坐—座、陈—阵、第—悌），有的双声（内—入、辩—别、更—革、迎—逆），有的叠韵（照—耀、乔—骄、茶—荼、见—现）；又从词义方面分析了其中所含的同义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