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学习是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的重点与难点,如何提高汉字认读的效率是汉语教师、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已有研究表明,作为客体的汉字的一些重要属性会直接影响留学生对汉字的学习效果和加工策略。这方面的研究结果,与汉语母语者的研究发现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包括我们最熟知的字频效应,即越熟悉、越常见的字,人对它的识别速度越快、准确率越高。这在留学生汉字学习研究中已得到证实(江新2006),表明留学生对越常接触到的汉字掌握越好。研究还发现汉字的构词数也对其学习有重要影响,构词数多的汉字掌握得更好(郝美玲、刘友谊2007)。 另外,类似于拼音文字的词长,汉字的笔画数或者部件数已被大量研究证实会直接影响汉语母语者的汉字识别加工(Liu et al 2007)。而刘丽萍(2008)发现汉字笔画数效应只存在于留学生的汉字书写中。但也有研究发现汉字的笔画数和部件数对留学生汉字的识别有明显的作用(冯丽萍2002)。 虽然汉字不存在形素音素之间的对应关系,但是存在大量的形声字,而且大多数形声字的声旁具有一定的提示整字读音的作用。这些线索给汉语学习者的汉字学习带来了很大帮助。比如小学儿童能够根据声旁的信息推测不熟悉字或者生字的读音(舒华、曾红梅1996)。冯丽萍(2002)采用纸笔测验,要求法国一所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进行汉字注音和组词任务,发现汉字识别正确率与声旁的熟悉度、声旁构字家族成员的读音一致性有着明显的相关,表明他们可以利用声旁读音线索来帮助识别汉字。但是,郝美玲(2014)同样采用纸笔测验却未能发现学习汉语半年到一年的留学生有效利用汉字声旁信息,因此我们拟在本研究中进一步以高级汉语水平的学习者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们对形声字声旁语音信息的利用情况。 汉字学习除了要掌握字的正确读音,更重要的是准确掌握字义。而汉字区别于拼音文字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汉字中包含着丰富的字义信息,有关母语者汉字阅读的心理语言学研究也发现,跟英语词语阅读相比,汉字阅读需要更多的语义参与。例如,Yang et al(2013)比较了汉字阅读与英语阅读的计算机模拟模型,发现不管读音比较规则还是不规则的汉字的命名过程,语义加工都起着重要作用,而英语阅读中,语义加工只表现在不规则不一致的词语上。Liu et al(2007)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考察了汉语母语者对2390个常用单字词命名反应时的影响因素,也发现了非常明显的语义参与。那么,汉语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留学生在汉字认读过程中是否也会受到来自语义加工的影响呢?我们拟对此进行考察。 在第二语言字词识别领域,研究者感兴趣的一个议题是,第二语言读者与母语读者字词加工的相似程度如何?研究者对此持不同看法。一些早期的研究认为二者存在本质差异。例如,van Heuven et al(1998)发现荷兰语英语双语者在加工英语词语时受到荷兰语邻近词的影响,在加工具有较多荷兰语邻近词的英语词语时速度减慢,说明在第二语言词语的加工过程中,与目标词相似的母语词语也得到了激活并对目标词语的加工产生了影响,因此作者认为双语者与单语者的加工模式是不同的。但同样是该组研究者,在用更大规模的刺激材料研究母语者和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词语加工时,却发现二者词语加工的相似性多于差异性。
et al(2008)比较了荷兰语英语、法语英语、德语英语三组双语者与英语母语者的英语词汇识别,刺激材料为1025个单音节英语词语,结果发现双语者和母语者在反应时模式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而且对目标词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的变量基本上与目标语言英语的特征有关,因此作者总结说,要理解英语L2词语加工,更重要的是研究英语的特征而非英语和被试母语之间可能的交互作用。Brysbaert et al(2017)也有类似的结论。上述研究涉及到的目标文字多为拼音文字,那么学习汉语的留学生在阅读汉字时与汉语母语者具有多大的相似性呢?这是本研究拟考察的另一个研究问题。 综上所述,留学生汉字习得与加工可能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汉字笔画数、部件数、出现频率、构词数、声旁读音规则性、形旁语义,以及汉字表意的具体性和可表象性等。前人研究多采用因素设计通过操纵主要因素而控制其他因素的方式来考察其对汉字习得与加工的影响。其好处是突出了主要因素的贡献,但是需要控制的因素却较多,往往导致理想的实验材料数量有限,而且也容易造成研究结果不一致。而回归分析采用大样本,不仅可以综合考察上述各因素对汉字认读是否有影响,还可以确定各因素起作用的大小程度如何。因此,本研究拟采用大样本汉字为实验材料,通过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来考察和比较多个变量在高级水平留学生汉字认读任务中的相对重要性,同时将结果与汉语母语者的结果进行对比,来考察留学生与汉语母语者汉字加工的异同,以期为留学生汉字教学提供相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