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声母研究的方法和基本原则

作 者:

作者简介:
竺家宁,台湾政治大学。

原文出处: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内容提要:

1874年英国汉学家艾约瑟根据谐声字发现中国古代有复声母的可能。1915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利用谐声偏旁,构拟了一套上古复声母,1924年林语堂发表了《古有复辅音说》。20世纪初从事复声母研究的学者还包含吴其昌、闻宥、陈独秀、魏建功、董同龢、陆志韦等,他们对复声母说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述和证明。1981年海峡两岸不约而同地做成了复声母系统的建构:严学窘发表《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竺家宁发表《古汉语复声母研究》。1998年由赵秉璇、竺家宁主编的《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从100多篇探索复声母的论文中精选出22篇,这是复声母研究的一次重要结集。到了21世纪的今日,上古复声母无论从语音的演化趋势、汉语内部的证据、同族语言的证据,都说明了它的存在。经历了19世纪末叶“学说的提出”,20世纪前半期的“怀疑与论辩”,以及20世纪后半期的“确立与系统”,对于上古汉语复声母现象,基本上已经没有争论,剩下的只是它的拟构形式的探讨、类型的数量等,也就是系统性的研究,还有一些讨论的空间。文章归纳了复声母拟定的九个基本原则。期使研究者能了解复声母是如何拟定出来的。也对复声母研究的后续工作,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18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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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来复声母研究的三个阶段

      综观复声母研究的百年历史,大约可以分为三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学说的提出”,时间在19世纪末叶。

      在19世纪末叶,西方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首先提出了上古汉语存有复声母的可能性。1874年英国汉学家艾约瑟在提交给第二届远东会议的论文中提出,根据谐声字来看,中国古代应该有复声母。可惜艾约瑟的观点,当时并没有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

      第二个阶段属于“怀疑与论辩”的阶段,时间在20世纪上半叶。

      许多学者延续了艾约瑟的发现,进一步探索了各类型的复声母形式,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汉语不可能具有像英文那样的复声母。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任何学术发展的历程,都会经过这样的正反两面的意见,产生不同看法的讨论,这样的一个过渡阶段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正如西方的哥白尼提出地球绕日的说法,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的论点,当时都有很多不同的反对声音,逐渐地,大家才了解其中的道理。复声母的研究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国人最早讨论复声母问题的是林语堂和陈独秀,瑞典高本汉更拟定了一套复声母,陆志韦、董同龢又进一步分析了复声母的形式和种类。

      这个阶段,提出质疑的学者,最具代表性的,是著名的文字学家唐兰。他提到复声母不能成立者凡三点:

      其一,中国字都是一字一音,两音必由两字表示,所以不可能有一字“两音”的复声母。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语音学了解,复声母仍是一字一音,并非两音,例如[klung]只是一个音节,如果念作[kulung],才是两个音节。所以唐兰的疑惑,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其二,唐氏认为,古籍材料和形声字当中,[k-]和[1-]接触是表示[k-]后来变[l-],不必假定为复声母。

      关于这一点,复声母学者也思考过,但是最后发现,人类语音的演化,不是任何音想要变成另一个音就能任意变的,必须受到语音规律的制约。学者们了解舌根的[k-]不能任意变为舌尖的[l-],除非有一个[gl-]才有可能演化为[l-]。

      其三,唐氏认为,同一谐声系统中如果出现[k-、t-、p-、l-]各种不同的声母,岂非有[ktpl-]这样的复声母吗?

      唐氏的想法是,先拟定一个不可能的复声母,然后说这个复声母是不可能的,再推论复声母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没有复声母学者会这样去拟定。同一声系中的声母种类纷杂,一样可以透过语音学理去辨析,由语音结构、语音系统和语音演变上去考量,并不是把辅音和辅音进行任意的拼凑。

      唐氏的疑惑,反映了那个年代的认知水平。从学术史的观点看,是很自然的事。

      第三个阶段是“确立与系统”的阶段,时间在20世纪下半叶。

      这个阶段经历了半个世纪学者们的讨论与验证,逐渐尘埃落定,质疑的论点逐渐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这一阶段的关注重点,在于复声母的结构类型,特别是来母和其他声母接触的Cl/r型,擦音和其他声母接触的SC型,鼻音和同部位塞音接触的NC型等,都有深入的讨论(见严学宭《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序》)。这就是“学说的确立”。

      这个阶段研究的方式,也从原先的一种一种复声母类型的分别论证,发展成系统的研究,也就是从原先企图证明有这类复声母,有那类复声母(例如论证有ml-型、有kl-型等等),发展为探讨上古汉语的所有复声母是如何构成一个体系的。这就是所谓的“系统性研究”。

      我们回顾古韵分部的过程,也一样经过了这种过程,明代陈第在《毛诗古音考》中,一个一个地列出本证和旁证,把400多个汉字的上古念法逐一考订出来。自清初的顾炎武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古音学家做了系统性的研究,从古韵十部,到王念孙的二十一部,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把所有汉字的音读纳入这个系统。又如,上古单声母,从钱大昕的古元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到夏燮照母三等字古读舌头音、照母二等字古读齿头音,到章太炎的娘日归泥说,到了黄季刚先生,终于订出了一个系统,归纳出古声十九纽。这种从局部性探讨,到系统性研究,正是学术发展的常态。

      复声母系统性的研究,也不例外,正好在1981年,学者们的研究工作渐趋成熟,共识逐渐成形,海峡两岸不约而同地分别提出了两篇论文:一是严学窘《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发表在第十四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后来又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发表。一是竺家宁1981年7月的博士学位论文《古汉语复声母研究》。这两篇论文首次把上古音复声母做了全盘系统化的描述,是复声母研究历程上的一个重要指标。严学窘先生在《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1998年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序文中说:“我跟竺先生素未谋面,不通音讯,研究的兴趣却是相投的,研究的结论,也有许多地方是相通的。”两岸研究进程的一致性,不是偶然的,而是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瓜熟蒂落的表现。虽然这两篇论文仍留下许多不尽完善的地方,等待后出转精,然而这类工作的应运而生,正反映了学术发展的自然而然的进程。

      二、拟定复声母的九个基本原则

      一向以来,对复声母质疑的学者,最大的问题是不了解复声母到底是如何拟定出来的。如果只依赖自己主观的想法,很容易就一厢情愿地得出自己想说的结论。所以真正的症结在于,复声母的研究和拟定原来不是主观想象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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