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语研究的新进展

作 者:

作者简介:
蒋绍愚,男,浙江富阳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近10多年来,近代汉语研究取得了很多新进展。一是研究领域的拓宽,注意域外汉语资料的发掘和研究;二是研究视野的拓展,重视地域因素和语言接触;三是研究方法的更新,根据异文和概念场研究常用词演变;四是理论思考的深化,类型学和语义地图的运用。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18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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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世纪80年代起,近代汉语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当时曾被称为“异军突起”。在那以后,其发展的势头长盛不衰,研究得越来越深入。近10多年来,近代汉语研究又有不少新进展。方一新《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1]和孙锡信主编、杨永龙副主编的《中古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述要》[2]两部专著,总结了中古和近代的汉语词汇、语法方面的研究,也谈到了这两方面近年来的发展。本文主要谈近代汉语语法和词汇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

      一、研究领域的拓宽

      近代汉语的研究,原先主要根据域内的资料,域外的资料也有零星的研究。如韩国的《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很早就用于汉语研究,在20世纪末,一些学者对藏于日本的《卢宗迈切韵》的发现和研究,对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研究等,这些都很有价值。但总的来说,对域外的汉语研究资料系统的收集还做得不够。近10年来,一些学者对域外的汉语研究资料相当重视,做了许多系统的发掘整理工作。

      1.对东亚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日本和朝鲜自古就和中国有密切的文化交往,在近代汉语时期,也有很多和汉语有关的重要资料。近10年中,学者们做的收集整理工作有这样一些:

      汪维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3],包括《老乞大》《朴通事》系列和《训世评话》等10种。《训世评话》为朝鲜李朝成宗时期李边所撰,由65则古代故事组成,每个故事先以文言叙述,然后译为白话,可以见到文白的对应关系。

      汪维辉、远藤光晓、朴在渊、竹越孝《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包括《象院题语》《中华正音》等6种9个文本。[4]《丛刊续编》的第一种《象院题语》成书约在1567—1636年之间。最后一种《汉谈官话》成书在1902年前。

      《官话指南》,是日本学习汉语的教科书,1881初版,1893改编,方言译本作于1889—1930年。张美兰《官话指南及其方言译本汇校》,即将出版。

      《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科书汇刊(26册)》,张美兰主编[5],2011年出版。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晚清民国间新教传教士中文译著目录提要》,张美兰主编[6],2013年出版。

      《清文指要》,是满汉对照的满语教学资料,有7个版本(1789—1921),其中两个版本是日本人改编,一个版本是韩国人编撰。张美兰、刘曼《清文指要汇校与语言研究》上篇把7个版本汇集在一起,逐句对照汇校;下篇是7个版本的异文汇编(“异文”指反映同一概念的不同词语,如“阿妈”“父亲”“老子”等),以及7个版本中常用词替换和地域差异的研究。[7]

      2.对西方有关资料的整理研究

      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西方传教士开始接触汉语,写了一些研究汉语的著作。其中有些是研究文言的,著名的如德国甲柏连孜《汉文经纬》(1881),有些是研究官话的,如:

      瓦罗(F.Varo)《华语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na,1703)

      马礼逊(R.Morrison)《通用汉言之法》(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5)

      艾约瑟(J.Edkins)《上海方言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Shanghai dialect,1853)

      艾约瑟《汉语官话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1857)

      上述著作近年来大都已翻译成中文,收入姚小平主编的《海外汉语研究丛书》。[8]

      张美兰《明清域外官话文献语言研究》[9],是综合性的研究,介绍了19世纪欧洲、美国、日本、朝鲜的汉语官话资料,并根据这些域外资料对明清时期的汉语官话(包括北方官话和南方官话)词汇和语法进行了研究。

      3.域外汉语研究资料对近代汉语研究的价值

      一方面,这些资料都是在和中国交往的过程中,为学习汉语而编撰的,所以要尽量接近口语。《老乞大》《卜通事》作于元末,到1480年曾加以修改,原因是“‘此乃元朝时语也,与今华语顿异,多有未解处。’即以时语改数节,皆可解读。请令能汉语者尽改之。”(见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十一年)在1515年左右,朝鲜著名学者崔世珍奉敕谚解《老乞大》《朴通事》。后来又有1761年的《老乞大新释》,1765年的《朴通事新释》。这样多次修改就是为了跟上汉语的发展变化。所以,这些资料能比较可靠地反映当时汉语口语的面貌。当然,既然是域外资料,就可能有域外语言的影响,但这种因素正是研究语言接触的好材料,这一点在下面还要讲到。

      另一方面,这些域外资料能反映出编者对汉语的看法。如:瓦罗《华语官话语法》:

      汉语有三种说话的语体(mood of speaking)。

      第一种是高雅、优美的语体,很少使用复合词,怎么写就怎么说。这种语体只是在受过教育的人们中间使用,也只有他们才能使用。

      第二种语体处于高雅和粗俗之间的中间位置。它能够被大多数人所理解,也使用一些复合词;但在凭上下文能够确定意思的时候,就不用复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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