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研究的方法论一直伴随语言学的发展走到今天。早在19世纪印欧语言对比研究的初期，Schleicher（1821～1868）就建立了最早的语言谱系树，这和达尔文（1809～1882）进化论中建立人类谱系的想法不谋而合。达尔文当时预计，如果人类谱系建立得完美，将为世界语言分类提供一个可靠的参考。后来Schmidt（1843～1901）察觉到谱系树不能全面反映语言可以横向交流的事实，建立了波浪理论。学者们认识到，这两种方法互补，都不失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后来波浪理论在语言学领域并未真正付诸实践，直到20世纪80年代分子人类学蓬勃发展以来，生物学家利用树形和网状两种模式研究生物，语言学家也开始并重这两种模式，因为两种研究模式互补，可以对各语系语言的演变做出纵向和横向的描述。比较语言学始于印欧语系的研究，现已扩展到各个语系甚至超大语系。语系的分类，句法的演变，同源词的研究，一直方兴未艾。 语言类型（Greenberg等1963）研究，从60年代以来就成为语言学家们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后又辅以计算机语言学等可以量化的分析方法（如Dryer 1992；Starostin 2000；Wichmann & Holman 2009；Pagel et al.2013；Greenhill 2017等），发展到今天的大数据研究，都反映出语言学领域宏观研究发展的足迹。语言类型的研究方法和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都是互补互益的。总体来讲，语言内部的演变规律和机制一直很受语言学家重视，可说是主流研究。直到越来越多的语言工作者开始研究语言接触，即语言演变的外部机制，语言区域和区域语言学才开始受到重视、走进人们的视野。Weinreich（1953）50年代就开始了语言接触的研究，其博士论文至今仍是经典论著。80年代后，以Thomason和Kauffman（1988）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系统地、大面积地研究世界范围内的语言接触现象。近年来，关于语言区域和区域语言的研究越来越普遍。语言区域/区域语言的话题也越来越多地被各种论著涉及。 其实这些讨论的背景，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在印欧语言谱系树研究方法成为主流方法时，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带来了一股新鲜潮流，当语言谱系和类型学的研究在某些地区不易说明语言变化时，语言接触的理论方法就被挖掘利用。语言演变的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同样重要，因为语言从来都不是在真空条件下生存的，社会因素不可忽视。关于语言区域/区域语言学的讨论一直存在，尤其是2000年后，一批有关语言区域和语言传播方式的文章及著作很具影响力。如Aikhenvald（2001）、Thomason（2001）、Aikhenvald和Dixon（1998）、Enfield（2005）、Campbell（2006），等等。在Thomason和Kaufman（1988）的合著里，有关“语言联盟”（Sprachbund）的论述只有三页，但在后来Thomason（2001）的著作里，她再次讨论语言接触时，“语言区域”占了整整一章（29页）。这反映了当时“语言区域”研究的热烈讨论。时至今日，语言学界认识到，语言谱系和语言接触或区域语言学是两种互补的研究方法，是不能互代的。中国学者吴安其（2004：1）也曾指出：“语言联盟这样的归纳不能代替发生学分类。” 二、语言区域和区域语言学 讨论语言接触或区域语言学，当然会涉及语言区域的定义。Campbell（2006）对语言区域有很详细的综述和评价。他指出，是Trubetzkoy（1928：18）首次提出Sprachbund这个概念的。而linguistic area这个英语词来自Velten（1943）对Sprachbund 一词的翻译，后又由于Emeneau（1965）的研究传播开来（见Campbell 2006：3）。同一作者把历史上几乎所有有关语言联盟、语言区域的定义逐条列出并注明出处、页数，方便了其他学者的回顾研究。语言区域的定义是什么？Campbell（2006）几乎给出了“语言区域”的定义大全①。他把各家的术语、定义、关键词、文章或著作里出现的页数都一一列出。从18世纪到现代的研究，他都全面地做了介绍。由于这方面的历史资料时间跨度大、令人目不暇给，所以他的综述很有提纲挈领的功效。此处我们无意再次做个综述，只是把和我们的研究相关的部分拿出来讨论。其余部分读者可以参考Campbell（2006）、吴福祥（2017）的文章和综述。 综合前人观点，我们认为语言区域指在某一地理范围内，属于不同语族（或语系）的语言由于长期接触，开始共享一些句法特征。言外之意，这些语法特征在该语言区域内的某些语言里历史上根本不存在。语言学家对语言区域的定义在细节上争论颇多，集中在以下几点：1）语言数量：一个区域内最少应有几种语言？2）语系数量：多少语系数量才能称得上语言区域？3）特征数量：共享特征应该有多少？4）语言区域的边界和范围。5）怎么界定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具有反思意义的是，Campbell（2006：2）指出：“试图界定这一概念已经浪费了太多的精力，而取得的进展甚微，若多调查语言扩散的事实而不关心定义语言区域则会更有成效。”我们完全同意这一观点。前人讨论的这些“问题”，每个学者都是见仁见智，无法统一。因为各语言区域的状况都不相同，况且语言不是数学，无法把一个社会现象定义得很精准。正如Thomason（2001：115）指出的：“总之，从社会层面到语言层面，‘语言区域’都不是一个齐整划一的现象。”这使我们想起70年代关于汉语是VO类型的语言还是OV类型的语言那场讨论。Peyraube（1996）指出，与其争论不休，不如多做语言事实的描写研究语言。 世界上的语言区域很多，最有名的是巴尔干地区的语言区域。关于世界各语言区域，请参考Comrie（1981：204—210）与Thomason（2001）的有关论述，这些学者介绍了巴尔干语言区域（the Balkan）、波罗的海语言区域（the Baltic）、埃塞俄比亚高地语言区域（the Ethiopian highlands）、南亚语言区域（South Asia）、新几内亚塞皮克河流域地区（the Sepik River basin，New Guinea）和北美太平洋西北部地区（the Pacific Northwest of North America）等语言区域。可以说，基本全面概括介绍了以前学者们的研究，详尽地综述了已知的语言区域。中国甘肃青海（以下简称“甘青”）一带的语言区域不在其中，而且鲜为人知，这是因为甘青一带语言区域的研究是近三十年的事情，历史相对较短，加上普通语言学的学者不一定都了解中国境内汉语及非汉语接触的状况。这还要靠我们把自己调查研究的成果向世界同行介绍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境内的语言区域及研究。当然中国境内还有其他语言区域存在。我们这篇文章的目的只限于介绍分析中国甘青一带的语言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