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说自19世纪初开始逐渐传入中国，①至今已有200余年历史。在如何处理西方舶来经济学说与中国本土经济学科发展关系的问题上，国内学界长期存在巨大争议。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学界曾就此问题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掀起了一场热烈探讨：有些中青年学者对于西方经济学说表示出“全盘肯定”与“全盘照搬”的态度，有些学者则批判了西方经济学说的阶级辩护性及一些基本假设、理论上的缺陷，指出照搬西方经济学说不能解决中国问题。②但随着讨论的推进，很多学者表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西方经济学说不存在绝对的对立关系，因此中国经济研究应将二者兼容并蓄。③更进一步地，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应立足中国、珍视传统，在区别于舶来经济学的同时，也应主动汲取舶来经济学的一切合理因素。④讨论中我国学者也开始意识到，西方经济学说在引进、应用，同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诸多公认的“中国化”成果，如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整体改革理论、价格双轨制理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理论、过渡经济学理论等。⑤ 事实上，“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早在近代就已出现。中国人士在19世纪下半叶就先后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⑥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⑦的观点，表现出对西方新兴学问的开放和对中国本土学术的坚持。在随后的西方经济学说传播发展中，中国学者开始翻译、出版经济学著作，并在此基础上评论、补充已有观点，构成了经济学说中国化的初步尝试。“五四运动”的爆发开启了国人学习西方经济学说的高潮，大量海外留学经济学人的归国及经济学术团体的组建也促进了西方经济学说理论在中国的运用与实践。20世纪30年代后，民族意识在社会各界广泛兴起，思想界开始出现“学术中国化”的发展诉求。⑧如有观点称，“学术中国化”即为把“世界学术理论底最新成果，应用于中国各种现实问题之解决”；⑨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强调了对传统思想的延续，即认为中国化“就是要把现代世界性的文化，和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机地连系起来”；⑩更有学者站在世界学术发展的高度，指出“学术中国化”是为了使得外来理论便于理解、消化，符合中国需求，使之转变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进而成为世界学术积累的一部分的过程。(11) 在“学术中国化”思潮的影响下，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和“建设新中国最基础的理论部分”，也成为被要求进行中国化改造的对象。(12)20世纪40年代初，王亚南就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命题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研究重心。1942年，《大学月刊》第1卷第11期专辟一栏，指出“真正适合中国需要的新的经济学体系，还有待我国经济学界同人的共同努力”，(13)并随之进行了“中国农业经济学”“中国财政学”“中国金融学”及“中国经济史学”的专题探讨。此外，中国近代经济学术的重要成果，如民生经济学研究、中国工业化研究、发展经济学研究等，在20世纪40年代也涌现出较为系统的观点和优秀的创见。可见，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事实性探索，还是其明确的概念，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客观存在的，且有我国学者强烈的自觉意识贯穿其中。从这个角度，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近代考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颇值得展开详尽探讨。这不仅有助于整理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也将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历史参照。 很多研究在考察某些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专题时，都曾触及“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范畴，这也恰恰反映出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是近代中国经济学发展、深化的一个重要指向，其具体包括：近代留学生群体的经济思想研究(14)、近代经济调查及相关机构的经济思想研究(15)、近代学术团体的经济思想研究(16)、学术流派与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研究(17)等。这些研究在一定层面上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与细致的分析，但在整体考察方面尚显不足，(18)未能系统展示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历史风貌。而且，已有研究更多集中在具有留学背景的经济学专业人士及群体上，对于社会广泛存在的中国化探索，相对有所忽视。因此，本文将以“广义西方经济学说”(19)为出发点，从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各分支学科在内的视角出发，基于广泛的资料整理与案例搜集，(20)尝试系统考察近代人士对于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多种形式的尝试、主要成果及达到的程度和高度，从而提炼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具体实施路径，并对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启示。 一、西方经济学说的中国化之辨 现代经济学作为一项社会科学，在基础理论研究层面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追求，但在应用研究层面解释和应对现实问题时，必然与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关联，进而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本土化”转变。新古典学派奠基人马歇尔认为：“尽管经济分析和一般推理具有广泛的应用。然而，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都有它们自己的问题，并且每一次社会条件的变化都很可能需要经济学学说有一个新的发展。”(21)恩格斯也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时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22)新制度学派和发展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在谈到西方经济学之于欠发达国家的作用时表示，西方经济学说术语来源于西方经济社会的水平、生态、制度乃至文化，是特定情境下的逻辑与规律提炼，若直接移植可能存在谬误。(23)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劳埃德·雷诺兹（Lloyd G.Reynolds）也捕捉到已有西方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及欠发达经济之间难以直接移植的关系：“人们把西方经济学的工具应用于不同类型的经济时，很少会发现这些工具是完全适用的或完全无用的，一般是经过适当的改造有些用处。”(24) 不难发现，经济学说的本土化发展，得到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学派的经济学者的肯定。他们所普遍持有的依据在于，某种经济理论的形成，往往基于所观察样本的经济运行基础条件、特征与问题，有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根源。当其他社会或地区引入并应用该理论时，如若其经济社会环境与产生理论的样本存在较大差异，就会导致经济理论在现实领域发生扭曲和不适用。近代中国传入的西方经济学说，主要来自西欧和北美地区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其与中国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市场发育程度乃至政治文化背景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西方经济学说在进入中国后须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不仅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在实际中也是客观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