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商道及其对闽商的影响

作 者:

作者简介:
兰宗荣(1969-),男,畲族,福建沙县人,武夷学院旅游学院教授,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福建农林大学硕士生导师(武夷山 354300)。

原文出处:
福建江夏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朱子商道的产生基于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朱子明确了商人赢利的合理性,更加关注经济之学,强调以义制利,秉承质价相符的诚信理念,重视货币流通,保护商贾。他还亲自经营“文字钱”,重视版权和图书出版质量,并主张用商业手段办社仓。朱子商道树立了儒商的典范,提升了闽商的境界,强化了闽商敢于拼搏的精神与回馈桑梓的情怀,也给福建刻书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朱子具备了一代儒商的特质。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8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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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籍商人简称“闽商”,以崇尚儒德、敢于拼搏而为世人所知。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闽商逐渐发展出兼容性与开放性的特点。徐晓望研究员指出:“商儒并重是福建商人一贯的文化传统。”[1]商道是经商之道,包含经商的原则、方法、规律、道义、经验和艺术等。朱子商道既指朱子提出的商人理当遵循的道义原则,又指朱子本人的经商阅历与经验。

      朱子(1130-1200),讳熹,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也是闽学的创立者。他曾提出一系列商业原则,并在闲居时聚版开雕,经营“文字钱”。探讨朱子商道与闽商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进一步厘清闽商文化的内涵以及弘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贾儒德,促进儒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

      一、朱子商道产生的背景

      朱子商道的价值取向源于广阔的社会时代背景。其长期生活的福建地区背山面海,山多田少,耕地产出不足以自给,而海湾港口众多,海运业发达,地少人多,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为了维持生存,闽人多不畏风险,出外谋生,甚至下南洋经商,具有敢冒风险、爱拼会赢的精神。苏轼《论高丽进奏状》中说:“唯有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2];欧阳修的《有美堂记》又载:“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3];宋人曾丰在《缘督集》卷17《送缪帐干解任诣铨改秩序》提及:“闽地偏,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4]316。闽商曾泛海东南亚,并将商品运销全国各地。闽商既船坚技娴,又擅长商贾之业,成为当时海上劲旅,胡铨的《送彭子从赴如序》记载:“闽商越贾,舶交其中”[5]。

      朱子身上流淌着儒贾的基因。朱子祖籍宋代徽州(古称新安)的婺源,其外祖父为祝确,家在徽州歙县。祝氏是徽州富商大贾的典型代表。朱子《记外大父祝公遗事》称:“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资力顺善闻于乡州,其邸肆生业,几有郡城之半,因号‘半州’[6]。后因方腊起义,祝氏家业被毁,祝确家道中落,始业儒,有高行,其独女祝五娘即为朱子的母亲。

      朱子父亲朱松曾任过管理商业的地方官,对幼年的朱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朱松于北宋末年入闽,历任政和、尤溪县尉、泉州石井镇税,“以是困于尘埃,逃寄假摄,以养其母十有余年,以至监泉州开建乡修仁里石井镇税,下从算商之役于岭海鱼虾无人之境”[7]。南宋初年局势动荡,绍兴二年(1132年)闽北暴发范汝为起义,朱松携眷属及年仅3岁的朱子赴泉州任石井镇税,负责“算商”(即向商人征税)及商业的监督管理。朱子一家在泉州生活了近一年。后朱松入都召试馆职,将家眷安置于尤溪。

      朱子一生任职最长的地方是泉州同安县,初入仕途的朱子任同安主簿长达四年半。由于职务关系朱子常往来泉州与同安之间。泉州是唐宋时期我国四大贸易港口之一,当地浓厚的商业氛围无疑对朱子产生了一定影响。唐代包何的《送李使君赴泉州》诗中描绘了泉州“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8]的盛况。另有南宋莆田人刘克庄《泉州南廓》诗中吟道:“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惟有桐城南郭外,朝为原宪暮陶朱。”[9]。诗中的“桐城”指泉州,“原宪”是孔子的弟子,“陶朱”则是著名的商人陶朱公范蠡。南宋初,一些泉州海商资产累积达到惊人的程度,“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10]588,泉州回回商人佛莲拥有80艘木帆船。由此可见当时的商业盛况。

      朱子晚年生活的建阳是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弘治《八闽通志》卷二十五载:“建阳县麻沙、崇化二坊,旧俱产书,号为图书之府。”建阳书坊所刻之书内容广泛,数量众多,所出之书号称“麻沙版”,亦称“建本”。朱子的《嘉禾县学藏书记》中曾记载:“建阳、崇安接界处有书坊,村皆以刊印书籍为业;麻沙版书,行四方者,无远而不至”。[11]嘉靖《建阳县志》云:“五经四书泽满天下,人称小邹鲁”[4]304。清初诗人查慎行有诗赞云:“江西贾客建阳来,不载兰花与药材。妆点溪山真不俗,麻沙坊里贩书归”[12]。朱子参与刻书、印书、售书,也是这里的风气使然。唐宋以来,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已完成了南移。唐代安史之乱能够平息,主要仰赖于东南税赋。洛阳及关中等黄河流域曾是中国的学术中心,到南宋时期,朱子长期著书立说的武夷山已经成为“道南理窟”。南宋理学湖湘学派领军人物张栻有“当今道在武夷”之慨。朱子也说:“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地之中”[13]到了南宋,福建“从远儒,到崇儒”[14],从蛮荒之地到文明之区,已实现了文化地位的华丽转身。

      二、朱子商道的思想特色

      士农工商是古之四民,商为最末。然而朱子并不反对工商业,而是肯定商业存在的价值和商人营利的合理性。他在《不自弃文》中说:“士其业者,必至于登名;农其业者,必至于积粟;工其业者,必至于作巧;商其业者,必至于盈资。若是,则于身不弃,于人无愧,祖父不失其贻谋,子孙不沦于困辱,永保其身,不亦宜乎!”[15]人在天地间,士农工商各行业虽然界限很清楚,但是无论做什么行业都应当敬业,这一点是一致的,这是“天职之自然,而非出于人为,则各司其职以办其事者,不出于勉强不得已之意矣”[16]卷13。可见,朱子更强调各行各业要各安其份,尽心尽力勤勉敬业,使家业富裕,以利行孝行慈。重义轻利、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而朱子却敢于突破传统轻利、贱商的思想束缚,提倡经商增殖财富是天经地义之举,这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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