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五年规划(计划)”研究的实践检视与理论反思

作 者:

作者简介:
牛玉峰(1956-),男,河北乐亭人,杭州师范大学政治与经济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等研究(杭州 311121);刘晓伟(1978-),男,江西永新人,华东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南昌 330013)。

原文出处:
当代经济研究

内容提要:

“五年规划(计划)”是我国最重要的带有全局性整体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近30年来,学术界对“五年规划”的基础性、专题性、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且对“五年规划”的指导方针、编制与决策模式、作用与功能、历史经验与教训等方面作了重点研究。但是,研究中还存在视角不够宽泛、理论深度不够等不足,对于“五年规划”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发展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的总体评价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今后,应注重从多学科、多角度拓展研究,加强对“五年规划”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整体、宏观研究,深化“五年规划”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体制改革以及“五年规划”制定与实施的绩效与评价等问题的研究。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8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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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已经领导制定和实施了十三个“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带有全局性整体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五年规划”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轨迹和发展脉络,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研究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五年规划”,对于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未来中长期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近30年来,学术界对“五年规划”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及问题,有必要对这一研究的状况进行检视,并做出相应的思考,以推动对“五年规划”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五年规划(计划)”研究的几个重点问题

      学术界在“五年规划”的指导方针、编制与决策模式、作用与功能、历史经验与教训等方面展开了重点研究,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对于“五年规划”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1.关于“五年规划(计划)”指导方针的研究

      “五年规划”的制定是否科学合理,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方针,因为指导方针的确定直接决定了“五年规划”的方向、重点和内容等方面。那么,“五年规划”指导方针是如何确立的,受哪些因素决定呢?王亚华、鄢一龙认为,“五年规划”指导方针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国家领导人的主观选择,既来源于领导人的治国理念和思路,又受制于领导人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通过对五年计划指导方针的梳理与比较,可以看出,从“六五”开始,特别是“九五”计划提出了全面、协调、以人为本的发展方针,比以往的计划更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国际视野,更加注重协调发展、更加强调以人为本。[1]由此可见,“五年规划”指导方针的确立都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与继承性,反映共产党执政治国的理念与政策,受到我国当时的国情与国际环境的影响。曹普对十二个“五年规划”指导方针的演变进行分析,概括了其主要特点与发展趋势,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实现了“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的巨大转型。[2]

      纵观我国十三个“五年规划”,我国“五年规划”的指导方针在不断地完善与成熟,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对我国国情认识的不断深化以及党治国理政思想的不断成熟。

      2.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研究

      改革开放前所实施的“一五”计划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五年规划”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党充分认识到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能同时运用这两种手段来调控经济发展。武力认为,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这两只手,有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如何做到最有效地使用这两种手段,则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目标。计划管理和市场调节两种手段的作用并不是此消彼长或水火不容的,而是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的。[3]武力认为“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前期,党和政府的工作出发点还是千方百计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即使运用市场调节也是被迫的、补充性的。从“六五”计划到“十五”计划,关于计划与市场各自作用的认识则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市场机制逐步成为经济运行中的基础性机制,计划管理的范围不仅逐步缩小,其方法也逐渐地由指令性计划为主向指导性计划为主转变。这种转变从“十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特别是“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与“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可以看出,政府在生态和环境保护,整合地区关系、城乡关系,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规划也越来越具体。[4]因此,在当下我们仍需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关系,解决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制订和实施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问题。

      3.关于“五年规划(计划)”作用与功能的研究

      “五年规划”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统领、指导与规范性作用。王磊、乐园指出,“五年规划”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集中体现了政策治国的特点,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发挥着比法律、制度更加重要的作用,战略决策的成功与否是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关键。[5]“五年规划”不仅对国民经济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我国的社会公共服务、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也发挥了相当的作用,特别是在“十一五”以后,五年规划在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提供公共服务、调控发展模式、促进经济增长、减少经济波动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五年计划是理解中国发展奇迹的一把钥匙,也是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手段。”[6]

      关于“五年规划”的功能,鄢一龙认为,“五年规划”具有优化资源配置、空间管控、平抑经济波动、信息引导和政策整合等五大功能。[7]也有学者认为政府通过制定“五年规划”,运用经济手段与产业政策来发挥政府的作用,从历次“五年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来看,政府的能力与作用也是有限的,这是因为“五年规划”对经济的预测不是很准确,“五年规划”制定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信息获得不完全和不准确。但60多年的历史证明,“五年规划”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中国作为一个政府主导型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中央各经济机构和各级地方政府不能没有一个基本的、相互衔接配合的中长期计划作为行动参考。“五年规划”包含了党和政府关于未来五年或更长时间内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方针和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加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调控市场机制“失灵”问题,它的功能越来越向规划方向倾斜,向调节经济与社会关系方面倾斜,例如城乡关系、区域关系、人与环境关系,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等。[8]

      4.关于“五年规划(计划)”历史经验的研究

      关于“五年规划”的历史经验,武力从五年计划与市场以及政府管理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总结为三大历史经验:五年计划的预见性和准确性受到很大局限,它更适合为指导性规划;五年计划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弥补了市场“失灵”的缺陷,是不可缺少的;政府经济职能转变是中长期规划正确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9]高辉清从微观的角度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一个“五年计划”概括为十大经验:尽可能不受非经济因素影响是促进发展的前提;正确的改革是推进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拓宽市场机制作用的范围是“五年计划”落实的先决条件;减少来自政府周期换届后的影响是尊重市场经济周期规律的基本保证;不断增强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是促进经济与社会成功转型的最终要求;宏观政策的连续性是改革大局稳定的基本保证;“渐进式改革”是“中国特色”的基本特征;稳定的内外部环境是必要的前提;科技贡献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非公经济“演义”国民经济“三国”故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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