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棉入晋与近代山西的农业生产、农家经济(1907-1937)

作 者:

作者简介:
郭志炜,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经济史;郭慧敏,女,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共党史。

原文出处:
农业考古

内容提要:

在清末,清朝廷即注意到美棉的优势,要求各地改良棉种。但是山西的美棉推广主要是在阎锡山时期完成的。在阎锡山入主山西后,实行“六政三事”,积极推进美棉的种植,同一时期国内纺织业异常繁荣,在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下,山西美棉的推广成效很大,主要表现在美棉的种植比例、棉花亩产、总产量、棉花质量,以及农民种棉技术等方面。棉花市场的繁荣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提高了山西植棉区农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产生了很大影响,排挤了罂粟的生长空间,对禁烟有积极作用,还挤占了玉米、小米等秋粮的种植空间,改变了农业种植结构,形成了新的种植制度。另外,棉花需水较大,遇旱灾减产很严重,这也给农民带来了新的风险。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8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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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西方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苦难,同时也带来了前进的种子。西方的工业文明传导到各个通商大埠,其农业成就也散播入农村社会,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些许活力。农机、化肥、农药、良种等都曾进入中国,但囿于时局以及现实的种种限制,大多成效不大。而其中棉种的改良却是一个意外。下面以山西作为一个例子,探讨近代棉种改良的进程及其对农业生产、农家经济的影响。

      棉种改良是中国农业近代化的重要议题,从清末即已开始。1892年,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从美国引入陆地棉(俗称美棉)在湖北种植,这是清朝廷第一次正式、有规模地从美国引入美棉。此后,清朝廷把农业改良之事列入日程。清朝灭亡后,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对棉花改良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①。在关注中央层面研究的同时,也有很多学者分地域,对各地的棉花改良进行了研究②。其中,大多数学者是从政府、市场、地方精英、推广机构、良种培育和农业教育这五方面来进行研究,认为美棉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些研究对近代棉花品种改良的过程已经有了非常细致深入的探讨,但是对于棉花品种改良后,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薄弱。

      近代山西的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不如江苏、河北、湖北多,但是其出口量依然是可观的。在20世纪30年代之时,山西的棉花除了满足本省需求之外,常年也有20万担的出口[1](P97丁)。但是现今学术界对于近代山西棉花的研究并不多。李丽娜从铁路的发展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出发,论述了山西的棉花和粮食促进了其农业的近代化[2]。许永峰讨论了阎锡山主政山西时,山西的棉政实施与绩效[3]。其他成果主要是在论述中稍有涉及,并不详细③。这些研究对于棉花在近代山西农业中的地位以及山西棉种改良成效的论述不够清晰。权伟东对近代山西棉花改良的历史进程有着较为详细的论述,肯定了政府在其中的作用[4],但是对棉田面积的扩大对地区农业生产的影响分析还不够深入,对于棉花与整个农业生产体系的关系关注不够。对此,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一、美棉入晋与近代山西棉业的发展

      早在元代的《农桑辑要》中,就记载了山西河东地区的棉花种植情况,不过多为农家纺织自用。乾隆时期,蒲州府的棉花规模就不小,“(棉花)种自河南甚久,晋省诸郡皆有之,惟永乐所出独多,性宜沙土,疏而易达,永乐人艺者于河蠕,不计顷亩,岁无霖涝及河水所败,则大收”[5]。但长久以来,山西河东地区的棉花基本都是自产自销,输往外省的很少。

      近代开埠通商后,美棉传入中国,其产量高、棉绒长、韧性强,表现出巨大的优势。纺织业亦发展迅速,不少有识之士呼吁提倡棉业,引种美棉。山西的棉种改良始于光绪末年。在清末新政时期,清廷在京师设立农事试验场,其后各省的农事试验场先后成立,美棉的引进就是各试验场的重要内容。1908年,清廷上谕改良棉种,鼓励各宜棉之地推广美棉。诏书曰:江苏等地以及“山西之蒲州、解州、绛州各属,虽产额多寡不一,由于种棉制棉之法,大多因仍旧习,未能力求精进,……派农科专门人员分往各省,测验天度之寒燠,审查土地之燥湿,辨别土地之良窳,采用泰西农学家选子、交种、培肥料、去害虫诸法,集讯乡农,实行实验,务令人人知棉业为大利所在,其业经产棉地方,固当研究改良,竞求进步,即为经种棉之区亦谕令相土之宜,量为适种,以兴地利。西北诸行省,土性高燥,地本宜棉,尤宜加意提倡,广辟利源。”[6](P890)虽然清廷认识到了棉花改良对于农业的意义,但是未及真正推广就发生了辛亥革命,美棉的推广工作就留给了民国政府。

      清末民初之际,政局动荡,虽然清廷意欲推广美棉,但是山西省没有有力的政府推行此事,因此在民元之初,山西棉种改良效果并不好。农民种植的大多数是本地棉,即使政府在“1914年4月11日颁布兴业法令奖励植棉,凡扩充植棉者,每亩奖银二角,凡改良植棉者,每亩奖银三角”[7](P180),棉田面积在1914年也仅为15万亩[8](P158)。民国成立后,山西省政府成立了农桑局,希图振兴农业。1915年,在省农桑局的农事试验场就美国长绒棉和河津棉、临汾棉、猗氏棉、平陆棉、曲沃棉进行了实验,发现美棉的每亩产量高达68.12斤,而山西本地棉的每亩产量只在42-46斤,美棉的纤维长度是其他品种的两倍,韧性好、柔软,而且棉蒴开裂期也更早[9](P215-217),与山西本地棉相比,美棉的优势相当明显。

      1917年,山西督军阎锡山被任命为山西省省长,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阎锡山上台后,开始整顿山西内部事务,改良生活,发展经济,推出了“六政三事”,即水利、桑蚕、种树、禁烟、天足、剪发和种棉、造林、畜牧。同时还设立考核处,推进各项事宜。在种棉事业上希望在韩侯岭以北未曾种棉的区域提倡种棉以实现自给自足,而在河东的传统植棉区能够扩大种棉以增加输出[3]。当时美棉棉种缺乏,于是政府从美国购进大量棉种,无偿发给农民播种。1919年,阎锡山“托天津日本驻兵参谋川岸氏,由三井洋行运来朝鲜美棉种二十吨分配农民,以奖励栽培”。1925年,“由美国输入美棉种子二十吨,又输入满洲移植美棉及直隶小集地方之美棉种,以分配于农民”[10](P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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