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二元货币与二元经济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许晨,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北京 100081);燕红忠,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浙江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近代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十分缓慢,并没有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与之相对应的是,近代货币制度也呈现出分层化特征,货币市场的分层在很大程度上恰好与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分割相对应。本文基于二元经济理论与实证视角,分析各层次市场之间的传递机制,反映分层化的货币体系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货币传导的经济效应和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近代中国的二元货币体系根植于二元经济结构,又与其相互融合、固化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均衡,这是造成近代二元经济结构长期维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8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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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与文献

      “二元经济”概念源于经济学家刘易斯(1954,1989),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往往存在着现代与传统两个经济部门,现代部门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得以发展,高工资促使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流向现代部门,结果是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工业部门不断吸收,城乡工资差异逐渐缩小。当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时,工资完全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二元经济结构实现转型。拉尼斯和费景汉(1961,2014)修正并发展了刘易斯的理论,充分重视农业进步,当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时,现代工业部门所需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不再具有完全弹性,而是具有有限弹性。然而,近代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与经典理论预测的路径存在明显差别,以市场分割为基础的二元经济结构长期持续现象十分明显。因而,中国经济史学者对于近代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及其发展路径的独特性较为关注。杜恂诚(1990)认为传统经济过渡、发展到现代化水平的过程在中国近代几乎不存在,呈现出落后的农业与手工业同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并存的现象,产生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关系和思想文化的分裂表现。吴承明(1994)认为传统经济在古近代是十分发达的经济体系,近代中国二元经济的发展不是简单地用现代化产业去替代传统产业。王翔(1991)认为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突出地表现为一系列不平衡,二元经济作为一种过渡形态有其历史必然性。

      中国近代二元经济结构反映了农村和城市的市场分割现象。这一问题由来已久但缺乏深切关注,特别是从货币金融角度探讨市场整合与分割的研究更显不足。在近代全球化与工业化进程中,金融制度演进与金融创新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货币与货币制度又构成了金融体系的重要一环。然而,无论是经典二元理论还是对近代中国二元结构和市场分割现象的研究,货币与金融市场都被完全抽象掉了。传统二元经济理论以劳动力市场为基础,很少涉及货币金融领域,货币金融的发展、渗透与扩散对近代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与市场分割现象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东西方之间的贸易、金银套汇及17世纪危机的大量研究(Adshead,1973;Kishimoto-Nakayama,1984;Wakeman,1986;Atwell,2005;von Glahn,1996;林满红,2011等)已经注意到中国国内与国际市场之间的某种联系,但并没有关注国内市场中的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市场分割,以及国际市场在国内市场分割现象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尽管基于粮食价格的研究已表明中国谷物市场自18世纪以来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整合趋势(Shiue,2002;颜色、刘丛,2011),但更多事实倾向于相反看法,如在17世纪危机中,白银的国际流动趋势与国内市场的米价、银钱比价变动趋势并不一致(von Glahn,1996);在康熙萧条、道光危机中,国际市场都是通过银钱比价、铜币因素及相关机制影响中国经济(燕红忠,2008);同时,在近代某些银贱钱贵的阶段,银价下跌在中国贸易中的作用大部分被钱贵抵消了(郑友揆,1986)。可以说,白银货币化后的中国逐渐处于内外不平衡的状态,因此对市场整合与市场分割的研究不能忽视货币金融因素。

      近代中国的货币运行特点与古代相比已有大不同,虽然Kann(1929)、彭信威(2015)、杨端六(2007)、王业键(1981)、戴建兵(2012)等对近代中国的货币体系已经有了细致研究,不同程度地认同了货币运行过程中的分层化特征,但却很少关注分层化的货币体系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巨大关联。中国古代货币流通体系不存在主辅币关系,尽管东汉以前金钱并行、六朝至隋唐钱帛并行,宋至明初钱钞并行,明中叶至晚清银钱并行,但这些都与中国近代货币制度有着本质区别。银元、铜元广泛流通后,有层级的主辅币关系初步建立,这与二元经济结构是相互联系的。因此,近代中国的货币体系很大程度上也是“二元结构”,银、铜有各自的服务对象与层次,城乡对立也表现为银、铜货币的分层,当然这种分层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分割,随着银、铜主辅币关系的初步建立,不同货币通过金银比价、银钱比价对经济运行发挥着重要影响,因此可用“二元货币”概括其特点。铜元、制钱在下层人民的生活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但银制货币已经部分地渗透到他们的生活中,金银比价、银钱比价共同冲击着国内市场。

      长期以来,学术界还批评了在世界各国通行金本位的背景下,中国二元货币体系的落后性,以及金银、银铜货币的双重兑换对贸易、财政及人民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管汉晖,2008;戴建兵,2012)。这些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近代以来政府关于货币改革的讨论资料,或者是使用现代金融、贸易理论进行一般性探讨,很少对当时的商品市场与经济运行状况进行考察。即使从货币运行效率与金融创新角度,基于货币与市场价格运行机制进行考察,当时的货币制度也并非完全落后、无效率。

      本文从二元经济理论与实证视角,分析各层次市场之间的传递速度与机制,反映二元货币体系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货币传导的经济效应以及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下文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从理论上探讨纳入二元货币市场之后,二元经济模型呈现的基本特征;第三部分在阐述近代中国货币制度的二元特征后,引入商品价格,探讨金银比价如何以商品价格为媒介影响银钱比价;最后即第四部分为结论与展望。

      二、加入货币市场的二元经济模型

      二元经济描述的是市场化的城市部门与传统农村部门并存的经济结构,生产模式差异是二元经济的基础。“费—拉”二元经济模型(费景汉、拉尼斯,2014)将二元经济划分为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并用两个不同的生产函数即方程(1)、(2)对两个部门的特点进行分析。劳动力(L)是两个部门共同使用的生产要素,资本(K)主要用于工业部门,土地(T)主要用于农业部门且是一种固定投入。工业部门通过资本积累并吸收农业转移劳动力进行生产,产出包括三部分:是工业劳动力消费的商品;是提供给农户的消费品和生产投入品;I为投资品,形成工业部门的资本。农业部门生产的农业产出分为两部分:为农民自己消费的产品;TAS为农业剩余,通过部门间商品市场供养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农民除生产自身消费品()与农业剩余(TAS)外,还利用闲暇时间从事养殖业或各种手工业以改善自身生活,即农民的全部收入()包括农业收入A及农村非农业商品收入Z,由公式(3)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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