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来概念词”和“外来影响词”的思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世雄,福建师大外语学院教师,福州 350007

原文出处:
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1997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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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对汉语“外来概念词”和“外来影响词”及其研究进行了探讨和反思,提出如下见解:(1)“外来影响词”这个术语比“外来概念词”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有利于汉语外来词的内部分类;但其语义过于模糊,难于将其同汉语本体词区别开来。(2)“外来影响词”是一个有明确内涵的模糊概念,可以用模糊数学方法加以精确描述。(3)用“借用”一词来措述外来词生成是合适的。汉语外来词的“七分法”是正确的。

      我在拙作《关于“外来概念词”研究的思考》中已论述了我对汉语外来概念词及其研究的某些想法和思路。拙作发表后,又读到黄河清先生的《汉语外来影响词》、史有为先生的《外来的“外来语”及其他》、田惠刚先生的《汉语“外来词”的范畴及其分类刍议》以及姚德怀先生对上述两篇文章的讨论。[①]读后受益很大,感触也很多。

      我赞成姚德怀先生的看法,“汉语外来影响词”这个术语是由黄河清、史有为两位先生首先提出的。[②]但我也认为,对“汉语外来影响词”这个概念的认识早已有之。据史有为先生的考证,早在1940年,陈望道先生就在《文法革新问题答客问》一文中指出,外来语是“从外路输入的。引线是钻外路的新知识、新事物、新劳力的输入。……外来语也是新文化之一,常带有所谓异地情调、异国情调”[③]。可见,陈先生当时就不仅把“外来语”看作是外国新知识、新事物、新文化输入产生的结果,而且已明确地把“外来语”看成是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高名凯、刘正琰在1958年出版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中也论述了“外来词是两个社会单位由于历史条件发生接触”的产物。[④]当然,高名凯、刘正琰先生把“外来词”看作是“语言融合的产物”、“是语言融合的主要内容”,认为“凡有借词就有语言融合”,这些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因为,诚如《语言概论》一书的作者布达哥夫所说:“至于外来语,它们可能是因为语言的融合,也可能不经过这个过程,单凭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影响而渗透到语言中”。[⑤]伍铁平先生正确地指出,语言融合只是语言相互影响的一种类型,“还有许多借词的出现并不是语言融合的表现,而是语言相互影响的表现”[⑥]。尽管高名凯、刘正琰先生把词汇借用与语言融合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但他们把外来词的创造看作是“人类社会单位的互相接触”的结果,却是正确的。正是在“人类社会单位的互相接触中”,才产生了外来文化、外来事物的影响,而外来影响又推动了汉语外来词的创造。

      “影响”一词的所指范围比“概念”大,其语义范畴的边界具有更高的模糊性与开放性,因而其包容性更强、涵盖面更广,解释力也更强。因而,从“汉语外来影响词”出发,可以对汉语外来词做出更充分的定义,这也有利于汉语外来词的内部分类工作。

      汉语外来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既有十分复杂的语言形式和演变规律,又有复杂的社会背景在影响其造词及演变。因此,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它,对它作出定义。譬如,我们可以从它的语言形式(语音形式、词形、内部语义结构和语法特点等)、从它的语用功能、从原语民族和汉语民族对它的认知方式、从它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以及它所受的影响来认识它,对它作出分类和定义。因此,在汉语外来词的研究上可以有“形式学派”、“功能学派”、“认知学派”、“文化学派”、“影响学派”等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和结果。

      就汉语外来词所受的影响而言,既有汉族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又有外来语言和文化的影响。所以,同是一个“影响学派”,有的人会像黄河清先生一样着重考虑外来语言和文化对外来词的影响,还有一些人则可能会从汉族语言和文化对汉语外来词的驯服入手来进行研究。可见,在同一学派内对汉语外来词的研究方法和结果也会大相径庭。不同学派在外来词研究上的差异自然更是相去甚远。

      我曾说过:“要对外来词作出科学的定义和分类,首先必须弄清外来词与汉语本体词的外在区别特征、不同种类外来词的内在区别特征以及外来词进入汉语后在形态、读音、意义上发生演变的规律。这显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需要做出较长时间的不懈努力。”[⑦]我现在仍持这种观点。“汉语外来影响词”的提出标志着对汉语外来词的认识有了可喜的进步。但也应该看到,这种认识离科学的要求尚有很大的距离,就连“汉语外来影响词”这个术语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对汉语外来词的研究还有一个相当艰巨的探索过程,还需要做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

      “汉语外来影响词”是一个模糊概念词,其中“影响”是一个模糊程度很高的模糊词。增加了“影响”这一限定成份的确扩大了“汉语外来影响词”的外延,但所指范围过大,特别是“汉语外来影响词”这个语义范畴的边界模糊程度的提高,也使区别汉语外来影响词与汉语本体词的难度提高,造成“汉语外来影响词”的定义达不到好的定义所要求达到的较高的区别性。例如,“阿Q”这个词显然在词形上受到外语的影响,可它却是一个地道的“中国概念词”,是土造的中国词,因此不能把它看作是外来词。所以,不是所有的“外来影响词”都是外来词。黄河清先生认为,“外来影响词”取代“外来词”、“外来概念词”后,便可避免衍生出“古代外来概念词”或“外来古代概念词”。[⑧]但问题是,提出“汉语外来概念词”后仍有必要区分“古代外来影响词”与“现代外来影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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