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语言学从来与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紧密联系，它植根在社会现实之中。到了20世纪的最后年代，世界文化的多元化成了国际关系中最有代表性的事实。将语言与文化联系起来，以文化的视角来看语言，并建立文化语言学的科学体系，将是下世纪语言学的重要走向。而今，科学的发展在分析方法的登峰造极之后，正循着大综合的整体思维的方向前进，语言学面临着思维框架的转换。70年代以来在自然科学中发展起来的浑沌学理论，将为语言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促进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改造。它将推进语言学将语言事实与民族文化、民族思维方式联系起来，使语言学成为一门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科学。 一 世纪交替的意义 历史正走向21世纪，语言学也将告别20世纪，走向新的世纪。 世纪交替是时间的转换，本来是自然现象，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它在人们心理上会有一种反映，会产生一种紧迫感。历史是活动着的人创造的，人的活动会产生某种结果，所以世纪交替在文化上就会出现一些引人注目的现象。另一方面，人们也往往以世纪为阶段来划分各种文化现象。 从语言学史来看，世纪也有重要意义。西方语言学史大体就可以按世纪来划分不同的阶段，例如，希腊罗马古典时期语文学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后5世纪，大约10个世纪；中世纪语言学从5世纪到15世纪，差不多也是10个世纪，这期间语言学中是纯理语法即逻辑语法处于主导地位；文艺复兴前期世俗文化兴起，以希腊罗马文化为依托的古典语文学大约风行了两个世纪，到后期即17—18世纪，有波尔·罗瓦雅尔学派的普遍唯理语法占统治地位；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黄金时代；20世纪上半叶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统治时期；下半叶则有转换生成语法领一代风骚。这些都是就当时语言学的主导思潮而言，其间还有种种支流，但总体来说，语言学的主流是可以按世纪为阶段来划分的。 语言学也像人类历史一样，越是早期发展越慢，越到后来思潮更替的速度越快。现行公历是16世纪晚期改定的，其前身为儒略历，其使用范围是逐渐扩大的，因此，越往前世纪的观念越模糊，但后人以世纪的观念对从前的语言学史划分阶段，也是可行而方便的。 另外，世界语言学史像文化史一样，其起源和发展从来是多元的。早期语言学有中国、印度、希腊罗马和稍后的阿拉伯，它们互相影响、渗透，并沿着自身的基本轨迹往前发展。中国语言学也像中国历史一样，其演进是比较缓慢的。王力先生将中国语言学史划分为四个时期，是为先秦以文字训诂为主的时期；隋唐以音韵为主的时期；清代文字音韵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和上世纪末以来的洋为中用时期。[①a]中国过去不用公元纪年，自然也没有世纪观念，但19、20世纪之交即1898年出版了《马氏文通》，它开始了以西方语言学分析中国语言的新时代，也是一个跨世纪现象。所以说，世纪更替在语言学上也有特殊意义。现在我们处于20世纪的末期，当前西方语言学思潮风云迭起，学派林立，虽说乔姆斯基势力大，但与乔姆斯基走不同道路的、研究功能语法的人，在美国就有“依存语法”、“格语法”、“关系语法”等新派别，研究数理语言学的又有“代数语言学”、“统计语言学”、“应用数理语言学”、“孟德鸠语法”等新派别，特别是社会语言学走的是与乔姆斯基完全相反的路子。我国语言学长期以来比较侧重语言的具体分析，许多重要的理论发现都是在具体事实的陈列中表明的，如等韵图其实就是一张音位分布表，但我们没有音位学理论。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语言学，比较注意理论问题，但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完善和理论上的不成熟，在前进道路上依然步履艰难。同时各方研究者在认识上的不统一和步调上的不一致，也使这个新兴学科成长缓慢。但这是新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回顾10多年来对语言作文化阐释蔚然成风，已在语言研究中形成不可阻挡之势，其前景是大有希望的。 21世纪必有一种新的思潮崛起，占据语言学的主流地位，并拥有一个时代。值此世纪交替之际，应是新思潮的准备和酝酿时期，这就提出了语言学如何走向21世纪的问题。 二、语言学史的启示 讨论21世纪的语言学，有必要重新认识语言学的历史。历史是客观的，认识却是不断深化的。我们现在就要带着世纪交替的观念来认识历史，认识语言学在这新世纪到来之际必有新的走向。 在西方语言学史上，大体上是两条主线交替发展，一条主线是经验主义传统，一条主线是理性主义传统。经验主义传统可从古希腊的语法哲学开始，到文艺复兴前期的古典语文学，再到19世纪的历史语言学，再到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语言学和后半叶的社会语言学。理性主义传统从中世纪的纯理语法到文艺复兴后期的普遍唯理语法，到20世纪下半叶的转换生成语法。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上半叶占统治地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处于两条主线之间，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既是人类语言学的延伸，又与乔姆斯基同属形式主义语言学范畴。布拉格学派的最大贡献是音位学，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研究文体学，提出语言联盟的理论。 再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经验主义传统比较注重语言的历史，理性主义传统注重语言的现状，用索绪尔的话来说，前者重历时研究，后者重共时研究，但社会语言学主要是共时的分析；其次，经验主义传统重视材料的积累，较多使用归纳方法，理性主义传统与逻辑相结合，多使用演绎方法；第三，经验主义传统注意与社会、历史、文化的联系，理性主义传统一般不注意语言结构本身之外的东西，索绪尔称前者为外部语言学，后者为内部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从以上三点来看，基本上属于理性主义传统，但他们又注意材料的积累，重视对语言事实的描写。这说明结构主义已带有一定的综合性质。 以上只是就语言学史的主流来说的，实际上每个时期在主流思潮之外，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思潮，构成为当时的支流或潜流。而且就是在主流思潮内部，注意的重心也不是一个，如希腊罗马时期语言理论从属于哲学理论，另一方面，他们对语言结构的描写（划分八大词类，确定名词和动词的屈折变化，句子成分的划分等），奠定了西方传统语言学的基础。再如中世纪以拉丁语法规则为一切语言的普遍语法，另一方面又随着基督教的传播，积累了许多语言知识，动摇了拉丁文的独尊局面。文艺复兴时期基本上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思潮并存。到了19世纪，独领风骚的是历史语言学，但又出现施密特的波浪论，表面上与历史语言学背道而驰，实际上是双向互补。就是在历史语言学的鼎盛时期，还有人把普遍唯理语法当个宝，那就是被恩格斯批判的杜林。恩格斯对杜林在语言学观点上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当时是站在科学发展的前沿，为科学界所公认，普遍唯理语法也早被人们遗忘。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乔姆斯基突然宣布波尔·罗瓦雅尔语法是自己理论思想的先驱，陈旧了的理论在新的境遇中又复活了。科学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复活了的形态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再看20世纪的语言学，与结构主义并存的有人类语言学，与转换生成语法并存的有社会语言学。从以上的过程来看，语言学的发展整个是在两种思潮的斗争中，是在一种思潮对另一种思潮的否定中前进的。每一次否定都有所前进，但每一次否定者都没有完全吸收被否定者的积极的、合理的成果，而那一部分没有被吸收的合理成分，又会在新的境遇中复活，又造成新一代思潮的更迭。这个历史过程值得我们记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