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系的非线性结构原理和语音史的研究

      以往一般都把语言看成为一种线性的结构，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相应的理论和方法。这自然有它的道理，但有局限性，因为在语言的线性音流中隐含着非线性的结构，线性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从本质上说，语言是一种非线性结构，用语音把意义包装起来，使之成为人类对现实世界认知的最重要的工具（徐通锵，1991b）。语言研究的方法论应该充分考虑语言的这种非线性结构的特点。本文想以汉语音韵史中在韵腹位置上运转的元音系统的演变为例，对音系的非线性的结构原理和语言史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些探索，希望能为语言史研究方法的改进提出一点粗浅的设想。

      一 音系的非线性结构的性质和语音史研究方法的改进

      语言史的研究方法，除了根据时间的先后顺序排比有关的书面文献资料以古证今的“前瞻”的途径以外，以今证古的“回顾”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没有文字的语言只能采用“回顾”的研究方法研究语言史，比较方言或亲属语言之间的差异，或根据语言结构中不规则的例外去探索语言的发展规律；即使是有文字的语言，例如汉语，由于方块汉字难以反映实际语音的演变，也需要采用这种“回顾”的研究途径。研究语言早期的结构状态和它的演变规律，这是两种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为标志的离散式音变主要涉及演变的方式，很少涉及结构和规律的研究。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特别是历史比较法，已为语言史的研究和语言学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些方法的基础上前进一步，改进语言史的研究方法？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只是需要对这些方法的理论基础进行一些具体的考察，弄清楚它的成效和局限，找出原因，然后才能提出改进的设想。

      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前者着眼于方言或亲属语言之间的横向比较，根据语音对应关系找出同源词，清理语音演变的规律；后者着眼于系统内部的不规则例外，特别是其中的不规则的形态交替，从中找出语言的有规则的演变规律。这两种方法虽然差异很大，一个着眼于“外”，一个着眼于“内”，但是它们的语言理论基础是一样的，都把语言看成为一种线性的结构，以音位的组合关系为基础考察语音的演变。历史比较法考察方言或亲属语言的语音对应关系都得先弄清楚一个语音成分所处的前后语音条件，然后说明它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中的演变，从线性组合的角度说明音变的规律。以格里姆定律为例，它的三组例外都是从线性结构的角度加以解释的：第一组例外是清塞音ρ，t，κ的前面如有一个清辅音，它们就会受前面清辅音的影响而保持不变；第二组例外是如果相邻的两个音节都含有送气的塞音，那么在梵语和希腊语中的第一个送气音被异化为不送气音；第三组例外是处于非重读元音和重读元音之间的清塞音ρ，t，κ在变为f，θ，h之后又进一步弱化为β，后来又进一步变为b，d，g，出现了清塞音演变规律的例外。第三组例外虽然与重音的位置有关，涉及到音系的非线性结构，但结构基础还是非重读元音和重读元音之间的线性组合位置。这三组例外都着眼于语音的线性组合条件，用同化、异化、弱化之类的概念来解释。青年语法学派根据这种严格的音变条件宣称“语音规律无例外”和“没有一个例外是没有规律的”。发现音变受严格的语音条件的限制，这是青年语法学派的重大理论贡献。内部拟测法“根据共时形态交替的个别例证进行历史音系规则的拟测”(Bynon,1979)，人体上也是从语音线性组合规律的例外入手去考察语音的演变规律。索绪尔发现原始印欧语那个消失了的喉音就是根据现代印欧语的词根CeC（C代表辅音）这种组合的例外（即词根只有一个C）而作出相应的拟测、并得到后来发现的希底特语的印证的；一般历史语言学著作中分析的wife～wives之类的不规则的形态交替也是以音位的线性组合为基础的，虽然空格的填补不限于线性的组合，但不占内部拟测法的主流（徐通锵，1991a,200—216）。总之，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的语言理论基础是语言的线性结构理论，现在历史语言学所取得的成就大体上也是这种理论的成效的具体见证。

      语言是一种非线性结构，线性仅仅是其中的一个侧面，体现语言结构的表层形式。这种形式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产生歧异，而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所依据的音系结构原理却是结构的统一性，内部没有歧异。这就使理论假设和语言事实发生矛盾。所以，布龙非尔德(1933,401,393)在谈到历史比较法的局限时说，“比较法预想语支连续的明确分裂，但是反复无常的局部近似明明告诉我们后起的变化散布开来，越过了早期变化遗留下来的同语线；邻近语言间的相似也许由于中间地带方言的消失（波浪理论）；某些方面已经分化的几个语言也会产生相似的变化”，“比较法既不考虑母语内部存在分歧，也不考虑亲属语言间发生共同的变化，所以只能带领我们走很有限的一段路程”。理论的片面必然会给语言研究的实践带来重大的影响，布龙非尔德的论断就是这种影响的一个恰当而实际的说明。

      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是研究语言演变的方法，但是它们没有办法揭示语言演变的过程，更没有办法揭示语言演变的原因，以致于布龙非尔德(1933,477)发出“音变的原因是不知道的”的感慨。这也是语言的线性结构理论的局限性在语言史研究中的一种具体表现，如果着眼于音系的非线性结构，就可以对此作出一些有说服力的解释（马尔丁内，1955；徐通锵，1990）。这些现象都说明，如果固守语言的线性结构理论，就很难对语言史的研究方法作出有价值的补正和发展。这迫使我们去寻找新的途径，从非线性的角度观察语言的结构。如果说，线性是一种表层的结构，人们容易发现它的特点，那么非线性则是一种深层的结构，不经认真的分析，就很难抓住这种结构的脉络。萨丕尔(1921,48)说“在一种语言特具的纯粹客观的、须要经过艰苦的语音分析才能得出的语音系统背后，还有一个更有限制的、‘内部的’或‘理想的’系统……它远比第一个系统容易叫人意识到是一个完成的格局、一个心理机构”，这里谈到的“内部的系统”“格局”“心理机构”大概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非线性机构。我们曾用“结构关联”的概念分析语言各子系统之间以及每一子系统内部的非线性的结构关系，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结构原理（徐通锵1989,1990,1991b）。跟语言史研究方法的改进有关系的主要是：音系是一种非线性结构；结构的不平衡性产生变异；变异受结构的控制，一般不能超越结构所允许的范围；制约变异的音系结构原理或音系结构格局非常稳固，很难发生变化；在变异成分的共存变异形式中隐含着漫长的历程。着眼于语言的非线性结构，我们就可以抓住语音的线性结构的易变性和音系结构格局的稳固性这一矛盾对立双方的辩证关系来考察语言的演变。拉波夫(1972)曾用这种原则解释英语史的一些演变，取得了一些成效；我们也曾用这种方法研究过汉语声母系统的演变，发现了一些以前不曾发现的规律，或者说，对以往的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有根据的解释（徐通锵，1994）。用现代的非线性音系结构的原理来解释历史上已经完成的音变，这是语言史研究的一种新的方法论原则，可以补正现在通行的语言史研究方法的一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