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加以研究尚不足百年，但符号现象的存在和符号问题的探讨却几乎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同样久远。在西方，符号学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古罗马哲学家奥古斯汀就曾给符号下过一个简明的定义：“符号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在这个东西加诸感觉的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1]本世纪初，这一思想传统得到了极大的深化与扩展，并形成了现代符号学。现代符号学是以符号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它“关心的是人类的‘给予意义’的活动结构和意义，即这个活动如何产生了人类的文化，维持并改变了它的结构。”[2]由于语言是人类迄今最典型、最完善的一种符号系统，因此，语言问题占据了符号学的中心地位。 符号学思想并非西方文化所独有，符号、尤其是语言文字符号的重要特征和意义，也是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先哲们所认识。我们的祖先早在东周时期便开始了对汉民族独特的语言符号系统——汉语、汉字的研究，并在两汉时期达到空前的繁荣，产生了《说文解字》这部解释古汉语文字的不朽之作。从现代符号学观点看，《说文解字》中蕴藏着丰厚的符号学思想，把汉字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来理解和阐释，是《说文解字》中体现的语言文字思想的核心。《说文解字·叙》是许慎的汉字符号学理论纲领。其中，对汉字的符号性质、汉字符号的来源与演变、汉字的形体结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字形与字义的关系以及构字写词的方法与条例等等都有明确的阐述。《说文解字》正文则是对上述符号学理论的应用与实践。另外，它还在对文字的具体解说中，向我们提供了“以形索义”、“因声求义”以及“直陈词义”等与汉语言文字特点相适应的语义学方法。 一、汉字的起源、演变、孳乳是一个符号化过程。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开宗明义，对汉字起源问题，从符号学角度作了总结性描述：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王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 1.符号的来源是客观之“物” 符号的来源是什么？人们是怎样学会使用语言文字符号的？汉字作为符号是怎样产生的？许慎从朴素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上述符号学的根本问题作了回答：“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向人们描绘了一幅史前时代符号产生的真实图景。先民们在劳动与生活的实践中，逐渐发现了两物并立、两物对比的事实，并从这种并立和对比中看到了物与物之间的“天然联系”，这种联系使得用某物记录和标示另一物成为可能。而“一个符号，……即一种可以通过某种不言而喻的或约定俗成的传统，去标示某种与它不同的另外的事物的事物。”[3]于是，符号的观念和使用符号的行为便产生了，这即是许慎所说的“易、八卦”。“易者，象也。物无不可象也。”“卦者，挂也，言悬挂物象以示于人。”这样，不仅符号表现的对象是客观之物，就连原始符号本身也是一种客观之物。这充分表明了符号与对象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符号作为对象的标志和指称物，是随着人们生产、生活和交际的需要而产生的，离开了客观的对象世界，就不会有符号世界的存在。这样，许慎给汉字符号的产生找到了源头和依据。正如郭沫若所说：“文字和语言一样，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4]当然，许慎囿于时代和历史的局限，不可能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把创造符号的功劳归于劳动，但他对符号来源于物的解释，却是值得称道的。这也导致了他的符号意义观上的“指称论”立场。 许慎不仅正面阐明了汉字符号的客观来源，而且对当时文人儒生中流行的靠主观臆断、望文生义来解字释经的作法甚为反感，称他们“诡更正文，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以致于造成了“人用己私，是非无正”的混乱局面。像“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等等都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许慎作《说文解字》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对上述猥言谬说加以匡正。《说文解字》自始至终都力求按照实际语言中确曾用过的，符合客观实际的词义来求得与字形的一致，而不是以字义的说解去附会字形。例如：“若，择菜也。从从右。右，手也。”“斩，截也，从车斤，斩法车裂也。”都是从客观现实中来找依据的。关于这一点，陆宗达先生在《训诂方法论》一书中有过详细论述。如同王筠在《说文释例·序》中所总结的：“其字只为事而作者，即据事以审字，勿由字以生事；其字之为物而作者，即据物以察字，勿泥字以造物。”这一原则正是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所倡导和贯彻的。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形、音、义关系的复杂性，许慎不可能完全做到“据事以审字”、“据物以察字”，在其对文字的解释中也不乏牵强附会的情况。例如：“哭，哀声也，从从狱声”、“球，玉声也”等等解释，并没有什么可靠的依据，对此，段玉裁曾提出过尖锐的批评。 2.汉字的起源、演变和发展是一个符号化过程 在许慎看来，汉字是从原始符号逐渐发展而来的，“易、八卦”——“结绳”——“书契”，展示了一个从以物记物、以符记事再到以字记言这一符号演变的历史轨迹。许慎有关文字起源的上述论断，并非一种臆断，而是对前人经验和论述的总结与发挥。在《说文解字》之前的《易经·系辞》、《尚书·序》中均能找到类似的描述。从现代符号发生学角度看，许慎的论述也是合理的。先民们在劳动生活中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可以用另一物来表现，于是产生“易”的符号观念，在“易”的观念引导下，人们进行了无数次“挂物记事”、“结绳记事”的符号性实践活动。符号的观念和行为使得人们解决问题的思路拓宽了。由于符号的使用给劳动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这就鼓励人们去创造大量形式更简便，意思更复杂的符号。于是，人类终于掌握了用刻画的线条和图形来作记录的符号，以记载更为复杂的内容，这就是许慎所说的“书契”。它作为中华民族的“形象符号集”，构成了汉字的雏形，即具有了“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特点。但是，由于最初的这些线条和图形往往表述一个全息形象，不能自由组合与交换，于是先民们发明了以笔画拼构图形表字的方式，扩大了文字表述信息的自由度和准确性，文字得以迅速的产生和孳乳。这便是许慎随后论述的以独体之“文”向合体之“字”的演化过程。这个过程反映了文字作为一种记录符号，是随着社会和语言的发展，在实践过程中逐步走向符号化的。因此，汉字的发展演变过程，就是一个象形性渐趋减弱，而符号性渐趋增强的符号化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