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引言 一百年来的中国修辞学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马鞍形的道路。30年代，以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为代表，形成了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第一次繁荣。90年代以来，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第二次高潮，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成熟时期，是中国修辞学走向世界的开始。 现在，21世纪就要来到了，对于汉语修辞学的跨世纪的发展问题已经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历史地宏观地思考一些问题是越来越迫切了。发展的需要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本着对学术负责的精神，对问题不对人，不以感情用事，坦诚地交换意见。本着这样一种心态，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些看法，目的是要引起更多的人来讨论这些问题。 一、中国修辞学落后论 1.1 正确地估计现状，是更好地前进的一个必要条件。正确地评估80年代的中国修辞学，是开创90年代修辞学所必须的。正确地评估一百年来的中国修辞学，是开创下一个世纪的中国修辞大业所必须的。这是一个大问题，值得大家重视。 张静在《总结成绩，开创未来，把修辞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中国修辞学会成立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会开幕词》中说： 几十年来中国修辞学虽然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创新，但严格说来还没有超出《修辞学发凡》的格局，应该说中国修辞学这个学科长期处在落后状态中。修辞理论研究多年来还没有突破，诸如什么是修辞，修辞的对象和范围，修辞学的方法论之类最基本的问题，大家一直没有形成共识。我们的修辞研究更是远远落后于语言实践的。[1] 张静的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是很值得讨论和进一步研究的。 1.2 第一，中国修辞学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之中吗？ 我们认为，是不能够这样看待问题的。 中国古典修辞学具有悠久的传统，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在世界修辞学中占据了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地位。这是不容怀疑的。郑奠和谭荃基编辑的《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80年）和郑子子著《中国修辞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就能够证明中国修辞学并不是长期处在落后的状态之中的！ 这一百年来的中国修辞学同样是成功的。二三十年代里，修辞学的成绩与语言学的其他学科相比，决不能认为是落后的。80年代里，中国修辞学同样是成功的，同其他语言学科相比也决不可以说是落后的。 第二，到了1990年，中国修辞学是“还没有超出《修辞学发凡》的格局”么？这是我们很难同意的，这不符合于80年代以来的中国修辞学的实际情况。 陆俭明在一些场合和文章中一再说80年代的中国修辞学还没有超出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的那一套，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只研究语法而不研究修辞，对于修辞学难免有些儿隔膜。 张静作为中国修辞学会的领导人，在这个学会成立10周年大会的开幕词中这样说，可就太不适当了。因为如果对现状估计失误，那么就很难进行正确的导向。 80年代以来，中国修辞学在修辞学理论方面真的并“没有突破”么？我们认为，并不是这么回事情。其实，是突破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了重大突破。在“诸如什么是修辞，修辞的对象和范围，修辞学的方法论之类最基本的问题”方面都是如此。应当公正地说，80年代的中国修辞学是中国现代修辞学中的一个全新的阶段，也是整个中国修辞学中的一个全新的阶段。虽然对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有所继承，但是却是同《发凡》全然不同的，这是《发凡》所无法概括的。但是，中国人是比较厚古而薄今的。所以，80年代中国修辞学的成功很难得到当代同行学者的公认，这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修辞理论研究多年来还没有突破，诸如什么是修辞，修辞的对象和范围，修辞学的方法论之类最基本的问题，大家一直没有形成共识。”应当说，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已经取得了某些共识的。当然，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一致同意，因为这是学术问题。其实，在学术问题上，百分之百的一致可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并不是学术进步和繁荣的表现，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反之，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这也决不意味着我们的修辞学就是落后的，还没有重大突破的。也许正是因为有了一些重大的突破，才一时难以形成共识的吧？ 1.3 中国修辞学落后论，事实上是中国修辞学落后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其实是说的落后于欧美！——的修辞学（其实是说的落后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修辞学）！而且是，有人说，中国修辞学同西方修辞学的差距是越来越大了。这是不符合于客观事实的。事实上，中国古典修辞学并不落后于西方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修辞学，自有自己的特色。现代中国修辞学同西方修辞学的所谓差距并不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么样的大，更不是越来越大了，而是各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及发展的道路，80年代以来中国修辞学所取得的某些进展也是世界性的。 1.4 张静批评说：“我们的修辞研究更是远远落后于语言实践的。”如果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那么，理论既然是实践的反映，就必然是跟在实践的后面；修辞研究落后于语言实践也就是正常的了，可以理解的了，不可以加以指责的。 二、政治和学术的关系 2.1 政治和学术的相互关系问题，在中国修辞学的进一步继续发展中是不可回避的。 多年来，极左思潮阻碍了中国语言学的健康发展，教训是沉痛的。在极左派的手中，政治和学术的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正是一根大棍子，是阻碍中国学术发展和繁荣的一根大棍子！[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