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王力(1990)指出，“动词形尾[1]‘了’和‘着’的产生，是汉语语法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它们在未成为形尾以前，经历过一些什么发展过程，是值得我们深切注意的。”本文的目的既然是探讨汉语体标记产生的机制，我们的考察重点自然就放在体标记产生的发展过程上，特别是各个标记的共同经历上。 以前关于体标记产生原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了”上，比如梅祖麟(1981、1994)，曹广顺(1986)，太田辰夫(1987)，Cheung(1977)等。我们认为，虽然“了”是在现代汉语的三个体标记（了、着、过）中最常用的一个，但是对于探讨体标记的产生机制来说，“了、着、过”的发展过程具有同样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所谓的“机制”应该同时适用于这三个体标记，所以我们的考察视野不能只局限在“了”上。不仅如此，我们还认为，一个关于体标记产生原因的完满解释，还应能用来说明在唐宋时期出现的与体标记有共同性的“却、得、去”等的演化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的兴趣在于寻找汉语体标记的产生的一般机制。 广义上看，体标记是动词补语的一种。它们产生的条件会受到动补结构发展的影响。为什么唐宋之前汉语没有体标记？为什么体标记会出现在宋、元时期？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在动词、补语的语义关系的演变上找出答案。所以，我们对体标记产生机制的探讨是在动补结构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同时我们又从动补结构发展的不平衡性上尝试解释“了、着、过”成熟为体标记的时间有先后之分的原因，从这些体标记用如动词时的句法个性上说明各自在同样的机制作用下所经历的不同虚化途径。 本文第一部分评述关于体标记产生机制的种种假说，说明它们对我们研究的启示；第二部分考察动补结构的发展与体标记产生的关系；第三部分分析“了、着、过”形态化过程的共同性，确立导致它们产生的机制；第四部分讨论体标记产生所带来的句法后果，以及有关的方言现象和相关的理论问题。最后是一个小结。 一 以往对体标记产生的原因的解释及其存在的问题 1.1梅祖麟(1981)的结构类推说 从魏至唐（约三世纪至十世纪）“了”作普通动词用表“完成”时只能出现于“动+宾+了”格式。“动+宾+了”到宋初变成“动+了+宾”，因而成为鉴别“了”字是动词还是动词体标记的一个最主要的形式标准。梅是这样解释这种语序转变的： （一）动补结构在南北朝和唐代有两种形式：“动+宾+补”和“动+补+宾”。结果补语这两种语序促使“了”字挪到动词和宾语之间。 （二）“动+宾+（不）得”和“动+宾+了”两个句式里各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是平行的。从唐到宋，“动+宾+不得”改变了语序，变成“动十不得+宾”，这也是“了”字挪前的一个因素。 先看梅说的第一点。这种说法遇到两个问题：(a)笼统地说，动补结构在这一时期有两种语序，但是具体到某一次类的补语时则往往只有一种语序，比如后文将要讨论的语义指向为主语的补语，只能出现在“动+宾+补”格式中，例如可说“饮酒醉”而没有“饮醉酒”；相反，另一类动补结构只能有“动+补+宾”的语序，例如有“击杀一鱼”而没有“击一鱼杀”。所以不能说“了”由宾后移前是与动补结构两种语序类比的结果，而应该解释为什么两种语序的限制最后消失了。(b)拿魏至唐的动补结构跟今天的相比，两种语序确实合而为一了，但这也不能解释“了”移前的原因。原因是，两种语序的对立历经唐、宋、元，直到明代还保持着，比如明代这样的例句还相当普遍：“不一时搽抹卓儿干净”（《金瓶梅》四十二回），而现代只能说“擦干净桌子”。然而“了”移宾前是宋初的事，比动补结构两种语序的完全合流早600年以上。 再看梅说的第二点。蒋绍愚(1994)指出，“‘动+宾+不得’变为‘动+不得+宾’发生在宋以后，而‘动+了+宾’在晚唐五代已出现。从时间上看‘不得’挪前不可能是‘了’挪前的原因。”蒋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们对刘坚、蒋绍愚(1992)主编的约40万字的宋代白话资料进行了统计，直到南宋时期“不得”才开始挪前，元代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而在北宋初期的作品中，诸如《乙卯入国奏请》、《河南程氏遗书》，“了”已挪前。 梅祖麟(1994)不再坚持自己原来的看法，转而支持曹广顺(1986)的分析。我们仍认为梅的观察有其合理的一面。“不得”挪前和“了”挪前之间虽然没有因果关系，但是两者确实属于同类现象，所以探讨导致它们挪前的共同诱因有助于发现体标记产生的机制。 1.2Cheung(1977)、曹广顺(1986)、刘坚等(1992)、梅祖麟(1994)等的词汇替代说 这些学者是这样解释“了”字挪前的原因的（见梅祖麟1994）： （甲）晚唐五代有若干“动+状态补语+宾”的结构，如“V+却+O”、“V+得”、“V+著+O”。 （乙）“了”字也有一部分是状态补语，但“了”字在晚唐五代总是处在宾语之后。 （丙）由于模仿的作用，“了”字占据“却”、“得”、“著”在动宾之间的位置，形成了“V+了+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