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学以汉语方言为研究对象。它不仅调查、记录、描写和分析方言，也研究方言的地理、历史、接触、演变和比较等地域方言的问题，以及使用同一种地点方言的人因职业、阶层、年龄等引起的社会方言的问题。汉语方言学的源头可以追朔到2000年前的秦汉。秦统一天下后，虽然达到了“书同文”，却一时无法实现“语同音”，而且社会越统一，方言的分岐越明显，汉语方言学由此兴起。纵观整个汉语方言学史，汉语方言的研究是逐渐地从传统语文学的附庸中摆脱出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且日益完善的。任何学科的确立都有它独自特殊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语言学史也是一个寻求方法的过程。找到合适的方法，就象找到了一把登堂入室的钥匙，而且又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过，研究方法还得受其它因素的制约，比如研究的目的、背景、体系和语言本体等。汉语方言的研究也是如此。 研究目的 目的是人的需要的反映，它不仅引起人的活动，而且有计划地对活动起指导、控制和调节的作用。我国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的重要著作《方言》就是应“需”而生的。当时，为了便于朝廷考察民情、达到“不出户牖，尽知天下”的目的，每年秋收后都派使者到各地采集民歌、童谣和方言异语等。杨雄的《方言》因此记录了汉代方言的大致情况，提供了大量的汉代各地方言的词汇和通用的共同语词汇。看来，古人早已意识到了方言和民俗的关系，民俗凭借方言才得以形成和发展。汉语方言学史上另一次把方言调查作为基础工作的是1924年1月北京大学成立的“方言调查会”，他们把研究方言作为研究歌谣的第一步基础功夫，宣布了协议并制定了计划，只是付诸行动甚少，影响不大。这两次在汉语方言学史上具有开拓和转折意义的方言调查，正反映了方言研究具有推动其它学科发展的重要作用。《方言》和“方言调查会”虽为同一目的而生，但它们的研究还得受时代的限制。如果在同一时代为了同一目的的方言研究，那么它们的方法也就大同小异。清代的“分类考字派”是以为了“正俗世之伪字”而专门考求方言俗语的古雅本字为目的的，如翟灏的《通俗篇》，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钱大昕的《恒言录》、章炳麟的《新方言》等。所以，他们在辑录方言俗语的同时，广泛征引古书材料，考辨语义，探索源流，虽然著作的内容和体例不尽相同，但因目的和方法相似而自成一派。 而不同的研究目的往往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以解经释义为己任的传统方言学和以方言本身为描写对象的现代方言学所用的方法自然不同；同样，为研究歌谣和为推广民族共同语而进行的方言调查，所选择的重点和所取得的成果也是不同的。本世纪50年代掀起的大规模的汉语方言普查就是由语言自身的发展需要而推动的。1955年10月，第一届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因此，急需对民族共同语的地方变体进行全面的调查。十多种方言调查报告和数以百计的《学话手册》的问世，体现了方言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推广民族共同语的精神。而且，几十年来的“推普”实践证明了方言学在推广普通话过程中所具有的缺之不可的地位。但是，这种“为推广普通话服务”的研究目的同时也成为束缚方言研究的枷锁。最主要的是它局宥了方言研究的范围，把研究的内容定格在寻找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语言对应规律，以便找到学习普通话的捷径上。且不说这种语音对应规律对学习普通话到底起多大的作用，方言的重要性绝不是可以一言蔽之的。除了有助于贯彻执行党的三大语文政策外，方言学对于丰富普通语言学的理论、研究地方文化和整个汉语史等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所以，我们应该抛弃单一的研究目的。扩大汉语方言学的广度，更充分地体现汉语方言学的价值。 研究背景 研究目的可以制约汉语方言的研究，但目的毕竟不完全来自于人脑的主观臆断，它归根结底是以客观世界为前提的，因此，研究背景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这里的背景指的是研究所处的时代或社会的整个科学文化水平、科学与哲学思潮、社会心理状态和社会需要，以及研究者的文化、心理素质（包括结构和风格习惯）。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欧美的方言地理学和描写方言学发展到全盛时期时，我们的清代学者还孜孜不倦地沉醉于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上。它们之所以会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就是因为它们具有各自独特的研究背景。即使同处于中国的大地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方言研究的方法和取得的成就也大相径庭。章炳麟的《新方言》和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这两本书在汉语方言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新方言》堪称为运用传统方法研究方言所达到的最高成就，它对中国语言的研究从附庸于经学的“小学”发展成为独立的科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现代吴语的研究》则算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调查研究汉语方言的划时代的经典著作。但《新方言》毕竟不能与《现代吴语的研究》同日而语。显然，它们分别受到各自作者的知识体系和学术背景的制约。章炳麟对传统小学造诣颇深，被誉为国学大师和传统方言学的最后一位大师。《新方言》的问世是由于作者不满足于清代的方言研究，而试图上稽《尔雅》、《方言》、《说文》诸书，解释方言中难晓之词并追朔其本字和语源，既以古通今，又以今证古。章炳麟对方言俗语的重视和研究，是带有一定的复古主义色彩的。他以为现代方言的每一个词都能从汉以前的古书中找到，“无一字无来历”。在这一点上与当时流行的两大派之一的“分类考字派”相比，有过之而尤不及。对方言的发展缺少认识，反映了他终究不能摆脱传统语文学的影响。而赵元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家，他对中国语言学有全面的贡献和深远的影响。《现代吴语的研究》是20年代末出版的第一部方言调查报告。当时正是欧美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陆续传入中国的时候，传统的汉语方言研究逐渐让步于现代的汉语方言研究。在研究目的上，要求方言学摆脱经学的束缚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研究对象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方言的正统地位的冲击影响巨大，要求以活的方言口语代替死的“经史子集”；在研究方法上，要求采用现代语音学的记音方法和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观点。《现代吴语的研究》就是这种新精神的体现。它记录了吴语区三十三个地点的方言，整理出声韵调三个对照表，简略地概括了各个地点方言的特点和吴方言共同的语音特点，并附了三十三个地点的七十五个常用词以及二十二个方言中的五十六个语助词。这本著作材料可靠，审音精细，表格详明，方法新颖，慧眼独具。它所创立的调查记录和分析汉语方言的规范，一直为后来的学者所遵循。《现代吴语的研究》开创了未来，而《新方言》只能是对过去的总结，这是历史使之然也。所以，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必苛求前人和前人的研究方法及其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