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引 所谓民间秘密语（或称民间隐语行话），是某些社会集团或群体出于维护内部利益、协调内部人际关系的需要，而创制、使用的一种用于内部言语交际的，以遁辞隐义、谲譬指事为特征的封闭性或半封闭性符号体系；一种特定的民俗语言现象。从功能特质和形态特质两种视点分析，即显示出民间秘密语这样总体的、基本的本质性特征。 无论是伦理道德标准所界定的“好人”或“坏人”，还是政治制度所认定的“敌、我、友”，或出自功利性的需要，或民俗使然（亦当属功利性的需要），几乎皆无例外地存在使用民间秘密语的历史或现实。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民间秘密语，不免印有时代与群体的文化痕迹乃至政治、经济的烙印。然而，却是世界上几乎各种语言、各种社会文化所共有的一种非主流的语言文化现象。 民间秘密语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尽管有的能够大体替代话语，如汉语的反切秘密语，却不能完整而准确地表现被替代话语的语言要素及其丰富的固有内涵。因而，民间秘密语是以自然语言为母体，为适应特定的交际需要而产生的一种人为的语言符号或非言语符号系统，不是独立的语言。它的功利性，即在于完成直接使用自然语言所难以承担的特定交际任务。析言之，民间秘密语不是语言，是因人为因素而派生的语言社会变体，用以部分替代相应概念语义符号的特定符号集合。 所以，在语言学家的理论中，民间秘密语是相对地域方言而言的又一语言变体，即社会方言之一。在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看来，它是一种亚文化群体的语言代码，一种非主流文化现象。从民俗语言学视点来考察，民间秘密语则是一种属于非主流语言文化的特定民俗语言现象，一个非常值得探讨而又十分有趣的重要分支领域。 从既存文献考察，中国汉语的民间秘密语滥觞于先秦，发达于唐宋，盛兴于明清，传承流变至今，存在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传承流变的轨迹。其中，唐代是它的成熟时代。 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语言，因而汉语民间秘密语非但历史悠久，也是世界上诸同类语言现象中最大的一系。 就社会功能而言，汉语民间秘密语的来源大体有三，一是禁忌、避讳，二是回避人知，三是语言游戏。根据发生学分类法，汉语民间秘密语即可划分为这三种基本类型。 就符号形态而言，汉语民间秘密语可分作五种基本类型。一为语词形态的，如《左传·哀公十三年》中“吴申叔乞粮于公孙有山氏”，以庚、癸隐指粮、水。又如唐崔令钦《教坊记》所述，当时“诸家散乐，呼天子为崖公，以欢喜为蚬斗，以每日长在至尊左右为长久入”，等等。二为话语形态的，如《列女仁智传·鲁臧孙母》所记，春秋时鲁大夫臧文仲出使齐国被拘禁写回的一封暗语信“敛小器，投诸台。食猎犬，组羊裘……”云云。三为谣诀形态的，其源可以追溯至古代隐语民谣，如《后汉书·五行志》所载的一首诅咒董卓的民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以及“风人体”、谶语诗之类。较为典型的，则是后世江湖秘密群体的盘道谣诀。四为反切式的，即反切秘密语。从汉魏至唐宋以来，这种民间秘密语历行不衰，至今仍存。所谓“徽宗语”、“捻语”、“麻雀语”等，悉属此形态或其变异形式，受方言因素影响较大。五为副语言习俗，亦即各种非言语形态的，从古代的烽火报警，到旧时商贩的“袖里吞金”指码，总括又可细别为身势情态、标志符号和特殊音响三类。凡此五种，是为汉语民间秘密语的形态分类。 二、秘密语研究的70年简略回顾 中国民间秘密语的研究，类如某些传统学术所显示的轨迹，不外是一个从经验的、实证的走向同思辨性相结合，从而进入现代科学的基本历程。率先将这种语言文化现象纳入科学视野的，是民俗学家容肇祖于1924年发表在《歌谣》周刊第52期的《反切的秘密语》一文，和语言学家赵元任于1931年发表于《史语所集刊》第2本3分册的《反切语八种》一文。这两位民俗学家或语言学家不谋而同地从反切式秘密语形态切入，拉开了用现代科学视点研究中国民间秘密语的序幕。于此尚应谈到的是，略早于容文发表之前，即同年1月，上海东陆图书公司出版了一部吴汉痴主编的《全国各界切口大词典》，辑释诸行语词形态民间秘密语18大类376子类，凡10余万言。据卷首署“癸亥初冬缶老人”所撰序言称：“近顷坊间之出版物夥矣，同独未及于切口，何也？岂以事属渺小为无足道耶！果如是，则谬矣。……我知坊间之所以乏此著作者，实以社会之大，事业之夥，切口秘奥，无以侦得之耳。”这样对专门工具书的期求，无疑也透示着必须对这一语言文化现象给予科学阐释和科学梳理的社会要求。民俗学、语言学及现代科学引入本土，为中国民间秘密语研究纳入实证与思辨相结合的轨道提供了历史契机。可见，容、赵这两篇开创这一科学领域研究论文的出现，有其相应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机遇，并非偶然。 约10年前，我在题为《中国民间秘密语漫说》（《中国文化报》1987年12月23日4版）的文末说到：“半世纪前容肇祖、赵元任等曾发表一些有关研究成果，而近半世纪却鲜见有人问津此道，中国民间秘密语研究成了科学园中一隅荒芜空白之所。愿与有志于此道的同行，共同拓垦这块荒置已久的科学园地。”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此数十年间，除《中国语文》杂志于1957年第4、5两期，组织了一次关于“社会习惯语”和“社会方言”问题的语言学讨论外，零散所见有关这一问题的专门学术文章，不过数十篇，寥若晨星。主要有：许蕙芬《名堂语》（北平《晨报》1933年5月22日），曾周《词的秘密语》（北平《世界周报·国语周刊》1934年12月22日），陈志良《上海的反切语》（《说文月刊》第1卷合订书，1939—1940年），陈叔丰《潮汕的反切语》（《中国语文》第3期，1940年），黄金义《“拆字口语”》（《语文知识》1953年第4期），陈祺生《旧时代无锡粮食业的常用切口》（《语文知识》1957年第12期），陈振寰、刘村汉《论民间反语》（《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叶骏《简论捻语》（《上海师院学报》1982年2期》），陈振寰、刘村汉《襄阳捻语》（《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3期），高玉堂《浅谈隐语》（《大庆师专学报》1984年第2期），张天堡《切语初探》（《淮北煤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潘家懿、赵宏因《一个特殊的隐语区——夏县东浒“延话”（隐语）调查纪实》（《语文研究》1986年第3期），白维国《〈金瓶梅〉和市语》（《明清小说论丛》第4辑，1986年），安家驹《盲人秘语》（《汉语学习》1986年第6期）等。虽然有些语言学著作注意到了这种语言现象，如高名凯的《普通语言学》（增订本，1957年），张永言的《词汇学简论》（1982年），武占坤、王勤的《现代汉语词汇概要》（1983年），陈原的《社会语言学》（1983年）等，但是却无一部专门的学术专著问世。然而，国外语言学著作对同类现象的注意要早得多，如法国语言学家房德里耶斯(Joseph·Vendryes,1875—1960)1921年出版的《语言论·历史的语言学导论》，即将行业话、宗教语和隐语统称为“特殊语言”加以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