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现代方言调查的发韧之作——赵元任先生的《现代吴语研究》1928年发表以来，汉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走过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经过几代学者几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的努力，汉语方言的宝藏不断得到开采与发掘，汉语方言的面貌日渐明晰。最能反映这一事实的莫过于汉语方言分区的历史发展，从早期章太炎的十类划分。黎锦熙的十二系分类，三十年代赵元任先生的九区说，李方桂先生的八区说，王力先生的五大支系理论；到五十年代丁声树、李荣先生八大方言提法，八十年代初詹伯慧先生等的七大方言区主张，直至最近李荣先生的十大分区构架[1]。集中反映了对汉语方言的认识由粗略到细致，由模糊到精确，由概括到具体的过程。 语言事实丰富而复杂，对语言事实的认识只能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随着材料的不断占有而逐渐由表层到深层，由局部到整体，由个别到一般，这是科学研究中相当普遍， 也是相当正常的现象，汉语方言分区不同范式的更迭便是这一现象的反映。但是，方言分区毕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分合的着眼点该在怎样的角度定位，划分的结果该在怎样的序列上安排，分合的标准该从怎样的视点上把握，都是值得审慎考虑的问题。有感于此，我们在此提出一些浅见，期望抛砖引玉，得到方家指正。 一、局部与全局——方言分区的均衡问题 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是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立足于同，可以看到语言间的内在联系；着眼于异，则可以看到语言间的相互差别。同是汉语这一大系统，毫无疑问，各地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在与外族语言对比时，尤能感受到这一点。但由于历史、地理和其他人文因素的影响，各地方言也有一些与其他方言迥异的特色，进而形成大大小小的不同方言系统。这种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和语言现象并不因为分区的多少而有所变更。方言的分区，说到底，也无非是把这种客观存在的不同类型的方言系统如实地揭示出来，为调查和研究提供便利。一般说来，共同性的多少与分区系统的大小是成反比关系的。共同性多、具体特征明显，彼此间必属于比较小的系统。反之，共同性少，抽象特征突出，具体特征不明显，彼此间必属于比较大的系统。从逻辑上讲，大小系统之间大体上呈宝塔形态势。具体说来，大的系统，数量不宜过多，否则分类便失去了意义。就方言分区而言，早年一分为九，五十年代的一分为八，后来的一分为七，乃至近来的一分为十，从大区一级角度考虑，似乎都有再分层级的可能（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讨论）。因此，罗杰瑞先生[2]一分为三的提法虽然从人文、历史的角度上看，不容易叫人接受，但从逻辑角度着眼，还是有相当道理的。 问题在于：分区本身怎样在全局上保持均衡。 从局部着眼，每一地区的方言都有自身的一些特点，有的特点可能还为别的方言所不曾具有。比如：古入声清声母字在现代北京话中派入四声；古精组字在广西玉林、广东台山一带读为t—th—；海南文昌话有吸气音声母；福州、建瓯一带有双韵尾现象……如果把着眼点放在这些差异上，那么，许多方言便可以从中分离出来。早年的官话一分为三，也就是着眼于各具特点的结果。 从全局着眼，许多有差异的方言其实仍有不少共通之处，比如：广西桂林话n、l不分，尖团音相混，柳州话n、l不混，尖团音能分，彼此区别甚明，但由于声调系统以及其他方面的特点有着惊人的一致，因此，并不妨碍将它们归入西南官话系统中。官话后来的合三为一，大概也是基于从全局出发彼此间有较多一致性的缘故。 因此，分区本身如果缺乏总体的协调，此方立足于一致性，能合者尽量合，而彼方却侧重于差异性，能分者尽量分，这势必打破全局的均衡，造成彼此间的失调。我们的浅见是：只要方言间有比较多的共通之处，结合人文地理的角度考虑，能合者就宜乎合，除非有强有力的理由支持，最好不要轻易“升格”。其实，强调分并不就等于重视语言间的差异，而强调合也不等于忽略其间的差别。只不过我们更倾向于在分大方言区的前提下再分出小区、方言片、次方言等来显示其差异，不一定要靠“升格”来显示对它的重视。在这一认识上，闽语跟官话恰好走了相反的路子。 早年讨论闽语的文章，虽然也有合为一体的提法（比如李方桂先生，王力先生的分法）但着眼于差异的看法基本占了上风。从1937年赵元任先生分出的闽方言与潮汕方言两大独立系统，到1940年分出的厦门——汕头方言与福州方言两大系统，到五十年代袁家骅、丁声树、李荣先生分出的闽南、闽北两区，走的都是从分的路子。这种处理方式后来受到闽方言研究者的广泛批评。理由很简单，闽南、闽北之分既不能概括闽方言内部的分歧情况，也不完全符合方言分区的原则。如果强调语言的差异，何止闽南、闽北不能通话，闽东、闽中、莆仙也大有交际的困难。再说，通常把闽方言分出闽南、闽北两区的人总以为福州话代表闽北方言，殊不知福州话只能代表闽东、真正的闽北话代表应该是建瓯话。据此，福建闽方言研究者认为与其分成闽南闽北而不能概括闽方言的实际面目，还不如从大处着眼，从闽方言的共同基础，共同历史背景出发，来一个先合后分，从异中求同入手，把闽方言合成一个大区，然后再视语言的异同，适当考虑社会、历史、地理的因素，再在下面分出闽南、莆仙、闽东、闽北、闽中五个次方言区[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