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大陆阴山以南，南岭以北地区的考古表明这一地区史前可以划分出几个各自独立发展的但又互有联系的文明区。而起源于这一地区的藏缅、汉、侗台和苗瑶诸语是古老的又有渊源关系的语言。 史前文化稳定的种群应有稳定的语言。在他们分居或迁徙的漫长历史中只要是同种文化的延续，语言应有同源关系。对黄河和长江流域史前延续长达2千年的仰韵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独立性我们已有一定的认识，[①a]并初步认为这些地区的人群这一时期的体质是稳定的，可以推断这些地区在古代的那一段时期中有大体稳定的语言。到了龙山文化时期，这些地区的人群有较多的迁徙，不同语言的接触深入到不同文化区的内部，开始出现像汉语那样的分析型特征的语言。以下结合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文明起源试讨论汉藏诸语族语言的来源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一 黄河中上游的古代文明与藏缅语的源头 陕西、山西和河南为主的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的文化属于一个相近的类型。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为距今8千至7千年的新石器早期的文化，它的遗址中出土了牛、羊、猪、狗等家畜的骨骼和粟粒（已炭化）。陕西、甘肃一带的老宫台文化和河北武安的磁山文化是同时代相近的文化。 以河南渑池仰韶村考古发现得名的仰韶文化距今约7千年至5千年，遍布于西起甘肃、青海东部，东达河南大部，南至丹江流域，北到内蒙古。不同地区的仰韶文化各自承老官台、裴李岗、磁山等早期文化的特征。“黄河流域中下游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居民接近东亚和南亚蒙古人种，并以接近东亚蒙古人种的成分占主导。”[①b]继承老官台文化的半坡遗址彩陶绘有人像纹、鱼纹、变形鱼纹等，继承裴李岗、磁山文化的庙底沟遗址的彩陶绘有鸟纹、蛙纹、叶状纹等。仰韶文化的居民过着以农业生产和饲养家畜、家禽为主，狩猎捕鱼为辅的定居生活，农作物以粟和黍为主。 黄河上游甘肃地区新石器中期的马家窑文化距今5千多年，因与仰韶文化相近，曾被称为“甘肃仰韶文化”。不同遗址上发现了与仰韶文化相近的彩陶，绘有鸟、蛙饰纹和人面像。这一类型的文化晚于仰韶文化，各遗址似乎由东向西发展，大约经历了一千多年。[②b] 黄河上游甘肃地区与中原龙山文化年代相当的是在马家窑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居民体质上一脉相承，[③b]民族学认为他们属西戎集团。[④b] 河南庙底沟龙山文化的居民与现代蒙古人种接近，与南亚蒙古人种有差异，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居民体质上关系密切，与甘肃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头型、面型上有差异。[⑤b] 史前黄河上游的居民与中游的体质上的差别表明上游的可能是不同来源的群体融合的结果。在仰韶文化时期中游的文化传播到上游，根据后来两个地区语言的相近关系，可以推测上游的原始藏缅语来自中游。 从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居民体质与中原的差别可以肯定黄河上游接受仰韶文化的居民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另一种群的。甘肃地区的原始藏缅语可能接受过一种非藏缅的底层成分。原始藏缅语产生于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游牧民族的西羌人最初是经营粗放农业的，离开中原之后以畜牧业为主。 陕西南部汉水上游流域新石器早、中期是老官台文化到仰韶文化的序列，晚期是与中原龙山文化相近的巴蜀文化早期阶段。这一地区商周时代的铜器表现出中原文化和巴蜀文化共存的现象。战国时代这一地区的铜戈上有虎形符号，巴蜀兵器上的多数符号也是相同的虎形符号，蜀文化应起源于汉水上游。[⑥b]巴蜀铜戈上的这一类符号是“类似殷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图形族徽”。[⑦b]藏缅民族常以虎为图腾，如彝、傈僳、白、纳西、怒等。[⑧b]而出自四川的《白狼歌》经考证与汉文对译的是汉代的古彝缅语。[⑨b]那么彝缅语可能是龙山文化时期由中原向南迁移，先在汉水上游后入川。巴人有船棺墓，当与古越文化有关。[①c]而彝缅语的南方语言的底层成分是
族的语言中绿兰不分没有例外。从形态看羌、嘉绒及古藏语等较发达，彝、缅较简单，景颇处于两者之间，语音结构也是如此。藏语支和羌语支与彝缅语支语音、形态和词汇上语团性的差异无疑与古代不同的底层、不同的语言接触史有关系。而四川境内的嘉绒、羌、木雅诸语又是较晚才从北方迁入的。 藏文和缅文比较，斯氏百词中同源的大约有35个，以语言年代学的公式计算，大约是在3千5百年前藏缅语已经有了不同的方言或语言。巴蜀文化最初发生在汉江上游，它的早期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晚期至夏商之际。 二 黄河下游的古代文明与汉语的源头 北辛文化是黄河下游新石器早期的文化，距今7千多年至6千多年，主要分布在鲁中南和苏北地区。已有定居村落，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狩猎和捕鱼。大汶口文化是在北辛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石器中期的文化，距今约6千年至5千多年，延续时间约2千年，主要分布于山东、苏北、皖北和豫东地区。村落或在靠近河岸的台地上或在平原地带的高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