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方言分区应该考察社会历史情况，注意通话程序，但是主要的依据应该是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这是大家都能同意的。 以往，为了划分方言而比较方言材料时，人们总是侧重于语音方面，侧重于声韵调系统的特点。在方言词汇语法还没有深入调查研究之前，这是难以避免的。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系统性很强，语音标准当然是区分方言的重要标准。但是，如果局限于声韵调的一些特点，例如有没有浊音声母，有没有f—h,n—l ts—tζ的对立，有几种介音，几种鼻韵尾，有没有入声韵和入声调等等。这些材料虽然也能反映不同方言区的一些差异，但是能拿来作为对比条目的并不多，而且有些特点往往为几个区所共有，有些特点在一个区内就不能完全一致，因此就难免有粗疏之感。 多年来，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尤其是从实际口语出发，观察词语连读中的语音变化，发掘了大量新鲜材料。这些材料不但进一步反映方言语音结构的特点，而且也反映了许多方言词汇语法特点，从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寻求更多的划分方言的标准。 就感性的认识说，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不同方言区的人相互学习方言时，在语音方面最难学到手的是哪些东西？南方人学习北京话，难在翘舌音和轻声、儿化；外地人学习苏州话，难在浊音声母和连续变调，学习厦门话则难在声韵尾和文白异读，而福州话声韵调在连读时所发生的广泛而复杂的变化更令人咋舌。可见，在反映方言特点上，声韵调系统和语音变化的特点是同样重要的。 方言语音的演变有共时的变化和历时的变化两大类。 共时的语音变化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受语音环境制约的，一般称为联合音变，分项地说，这种“音变”又有“声变”、“韵变”和“调变”。北京话语气词“依前音节的韵尾的不同变读为 na ηa ja wa等，这是声变，两个上声字相连，前一个上声字读阳平，这是调变；福州话ei y ou eiηyηouη等韵字放在双音词前音节时变读的 i y u iηyηuη，是为韵变。 另一种共时的语音变化不受语音环境制约，而是一定的词汇语法意义所决定的。李荣先生主张把这类变化称为“变音”，以便和上述的“音变”相区别[①]，这是很合理的。依照这个方法，在分项称述时，可以考虑把声、韵、调的“变音”称为“变声”、“变韵”和“变调”。北京话的轻声实际上是“变调”，过细地分析，也包含着一部分“变声”和“变韵”，如去过 kuo[51]→guo[1]看着tsuo[35]→tse[1]。北京话的儿化则是一种“变韵”。 把声变、韵变、调变和变声、变韵、变调区别开来，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实际需要。打个比方说，前者是“后天”的，就象一个演员可以演男角，也可以演女角；后者是“先天”的，就象该演员是男是女不能含混。除了“成因”的不同之外，“音变”总有本音和变后的音，“变音”在共时的平面上则不能有本音，例如不能说“来了”的本音是 liau[214]。 不同的方言有哪些语音变化项目往往是各不相同。例如北京话里“音变”比较简单，“变音”则比较复杂，广泛的轻声和儿化就包含着变声、变韵和变调。苏州话也有轻声，但只有一种又低又轻又短的调值，变调则十分复杂，文白异读也多。厦门话没有儿化，轻声也少，却有普遍的调变和广泛的文白异读及其他辨义异读。福州话没有儿化，也没有明显的轻声，却普遍存在调变和独特的声变和韵变。广州话没有儿化和轻声，没有调变，而有小称变调。各类音变和变音最少的要算赣客方言，赣方言只有轻声和少量的调变。客家话则连轻声、调变也很少见。 有些语音变化的项目在几个方言里都有，但它们的类型和规律也往往是很不相同的。例如“声变”在北京话限于语气词，在广州话、厦门话也只限于小部分常用词（如广州话：今日 kam[55]jat[22]→kam[55]mat[22]→唔系不是 m[22]hai[22]→m[22]mai[22]，厦门话；新妇儿媳 sin[44]pu[22]、四十五四十五 siap[32]gc[22]→siak[4]gc[22]），在福州话则几乎清音声母字处于双音词后音节时都要变为相应的浊声母（如转去回去tuoη[213]kc[213]→tuoη[31]ηc[213]，正是tsiaη[213]sei[242]→tsian[52]nei[242]甜汤 tieη[52]tcuη[44]→tieη[44]lcuη[44]）。又如，调变在北京话只限于前置的上声字，可以变为阳平或半上；在厦门话，各调类都有变化，但都只有一种调变形式，调变后没出现新调值，多音词语末音节不变，其余前置音节都变；在新派上海话，每个调类各有广用式、窄用式两种调变，广用式还常常有两三种变法，五个调类变出9种新调值，双音词里往往前后音节都变[②]。再如轻声，在北京话里牵涉到变调、变声和变韵，有常用词里后音节的习惯轻读，也有一定语法地位所决定的轻声；在厦门话里，轻声只是一种变调，不引起声韵的变化，轻声字的范围比较小，只有表示语法地位的轻声，没有常用词的习惯轻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