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汉字问题的争论与跨世纪的汉字研究

作 者:
王宁 

作者简介:
王宁,女,1936年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文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1997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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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国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历史古国。远在周代,宫廷教育的科目设“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其中“六书”是识字教育,汉代郑众说,“六书”即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①a]。它是周代小学教育科目中最早教授的[②a]。这说明,周代不但有了识字教学的科目,而且已经产生了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的科学。

      汉人称文字学为“小学”,在经今古文斗争中,一批古文经学家利用汉字因义构形的特点,把分析汉字形、音、义作为解读儒家经典的津梁,使文字学取得了与儒家经学相应的地位。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做出了“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有名论断,汉字在中国文化传播中的崇高地位已确定无疑。

      汉代为汉字确立的这种崇高地位,经过历代科举制度的强化,借助诸多名人书法的传扬,又由于被汉字书写的典籍越来越多,汉字用于外交政务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因而日趋巩固。只要看历代纂集“小学”专书数量之多,就可以知道前人对汉字的重视。自全面整理、确立汉字形义统一原则、描写汉字总体系统的《说文解字》之后,正字(规范)之书如《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广存异体之书如《碑别字》,搜集俗字之书如《龙龛手鉴》……一代一代,编纂无穷。汉字变成每一时代首先需要关注的一种解读前代文化、书写当代文化、存于后世文化的工具,它自己也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要素。

      封建时代宫廷和上层文化对汉字的崇尚,在变成一种统治文化的观念后,对群众的影响是无形的。民间的“敬惜字纸”之风,便是这种崇尚汉字的观念对民众心理的浸透。

      18—19世纪清代的乾嘉学者,继承和发展了汉、唐的经学和小学,通过对大量古文献的爬梳,对汉字学做出了卓绝的贡献,使识字、写字、正字、解字、读字都回到了《说文解字》的标准,他们站在学术的高度,使传统的汉字观得到又一次的巩固。

      二

      19—20世纪之交关于汉字争论的第一次高潮,就是在上述强大的传统势力笼罩下展开的。

      首先去摇撼传统的汉字观念的,是清代末年极少数懂得西方拼音文字又关注教育普及的知识分子。他们发动了切音字运动,尖锐地指出,一旦向民众去普及教育,汉字的繁难便成为最大的障碍。尝试过科举又专攻过英语的卢戆章(1854—1928),在1892年,写成了第一个中国人创造的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一目了然初阶》。在这一方案的原序中,他发出了“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下之字之至难者”的感慨[①b]。

      在卢戆章之后的王照(1859—1938),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避难两年,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启发,1900年秘密回国后,用笔名发表了双拼制假名式拼音方案《官话合声字母》。

      从两位切音字运动代表人物的主张,可以看出他们普及教育、振兴国家的爱国主义初衷。他们都认为汉字繁难,民众无法坚持学习,需要有帮助学习的拼音字母来减少难度。

      卢戆章和王照除了说明表意汉字字数多、笔画多、缺乏可归纳性因而难于记忆外,还指出了汉字难学的另一个原因,这就是它经过太厚的历史积淀,保存了大量古代的形、音、义要素,又被复古者蓄意固化,不使与现代契合,遂使汉字难上加难。王照的以下论述非常尖锐。他说:

      且吾国古人造字,以便民用,所命音读,必与当时语言无二,此一定之理也。语言代有变迁,文亦随之。故以孔子之文较夏殷则变易句法,增添新字,显然大异,可知亦就当时俗言肖声而出,著之于简,欲妇孺闻而即晓,无文之见存也。后世文人欲借此以饰智惊愚,于是以摩古为高,文字不随语言而变,二者日趋日远,而因无文字为语言之符契也。[①c]

      王照的这一论述所以深刻,在于他批判汉字繁难时,并不绝对指责汉字客观上的弊病,而是更加强调了“饰智惊愚”的复古思潮在主观上加深了汉字学习的难度。根据这一说法,汉字的繁难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克服的。

      两位代表人物都不主张废除文字,只主张以切音辅助汉字教学。卢戆章和王照的切音方案,由于不涉及汉字的存亡问题,在当时属于平和执中之论,所以推行的阻力并不十分大。特别是王照的官话字母,曾一度推行甚广。但就理论的论争而言,他们并不居于前沿。19—20世纪之交关于汉字论争最激烈的,应属吴稚晖与章炳麟各代表一方的论争。

      1908年,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第四号,发表了吴稚晖的《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一文,鼓吹中国应废除汉文汉语,改用“万国新语”(即Esperanto 世界语)。同年,章炳麟发表了万言长文《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②c],对汉字的优劣和是否能够废除的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在这篇长文中,章炳麟驳斥了“以象形字为未开化人所用,合音字为既开化人所用”[③c]的说法,指出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和国家,从他们的文化看,并不都优于使用汉字的中国。同时指出,是否能普及教育,在于政府是否重视和认真推行,归咎于文字的优劣是难以说服人的。他明确提出了汉字与拼音文字优劣互补的主张:“象形之与合音,前者易知其义,难知其音。后者易知其音,难知其义。”[④c]章炳麟还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字所以能够保存、传衍,是因为它与本国的语言相契合。日本所以改读改字,是因为日语与其借去的汉字不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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