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现代修辞学已经走过了近百年，在这个过程中，修辞学由萌芽、发展到壮大，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突出地表现在修辞观的不断进步和修辞学体系的不断科学化。在这跨世纪的学术转型期，中国修辞学如何走向世界，走向21世纪，这是修辞学界深为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希杰先生的新著《修辞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最近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46万多字的新著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科学体系，它的出版是中国语言学界的一件大事。本文拟从现代修辞观念和修辞学体系的历时考察以及《通论》的横向价值对比两个角度，回顾和前瞻现代修辞学的发展，并对《通论》作出一些观念上、体系上的理解和阐释。 二、现代修辞学观念的流变 对于修辞学的研究，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很早以前就开始了。然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一门科学，在中国却是近现代才有的事情。宗廷虎先生把现代修辞学史的开端定在20世纪初年是有道理的。 1905年问世的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是我国最早出现的现代修辞学著作。在当时西学东渐的文化背影下，有识之士基于爱国的民族热情，主张科学救国。因此，用较科学的方法总结汉语各方面的规律，使人们尽快掌握语言，节省时间学习其他科学技术就成为现代修辞学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鉴于中国传统教学的封闭性，所以这一时期的修辞学观念和体系多受日本修辞学的影响。龙伯纯认为“修辞学盖集句成段，集段成章诸法也。”汤振常把修辞学定义为“教人能用适当之言语，以表白思想感情之科学”，其性质“属于应用的方面，故为技术而非学问。”这显然是引进了日本岛村泷太郎《美辞学》、《新美辞学》和武岛又次郎《修辞学》的观点。应该说，这在当时起到了引导修辞观念发展的作用，其积极意义不容忽视。虽然这一时期“文法”与“修辞”这两个观念是混同的，并且把修辞归入了文学的范畴，但是他们的修辞观念对后来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王易在1926年的《修辞学》和1930年的《修辞学通诠》中也持类似的修辞观。认为修辞学即美辞学，是美化文辞的学科。杨树达《中国修辞学·自序》、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傅隶朴《修辞学》、金兆梓《实用国文修辞学》、陈介白《修辞学讲话》、黄庆萱《修辞学》、章衣萍《修辞学讲话》等，还有王力、郑子瑜、陈光磊等先生都持“美辞”说，只是在理解上各有不同。 董鲁安在《修辞学》（1926）中认为，修辞学是运用语文表情达意的技术。并主张将文辞言辞、文言和白话的修辞现象都收在研究范围之内，这一观念，是承袭了汤、龙二人修辞观的另一面，也自然受到日本修辞学的影响。发展下来，就构成了“调整语辞”说，这一流派的集大成之作就是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朱星、李维琦、吴士文、李裕德、宗廷虎等先生是这一修辞观的继承者的发展者。 张弓先生在《中国修辞学》（1926）中认为，修辞学既是美化文辞的技术，又是分类说明修辞过程的科学。这可以说是吸收了王易和董鲁安两家之长。对修辞过程的“分类说明”发展到他的《现代汉语修辞学》（1963）就衍生了“同义手段”说，认为“修辞学应当负责探讨词句方面的同义手段的选择、运用问题。”这一修辞观到了80年代开始引起重视，王希杰先生撰文《论同义手段》（1981）阐述同义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并区分了语言体系中的同义和言语表达中的同义，说明同义和异义（包括反义）、歧义，在词汇学、语法学中是相对静止、相对稳定的，而在修辞学中却是有条件的、相互转化的和复杂多变的。林兴仁先生也就同义形式选择与信息传递的关系进行探讨。张志公先生也明确指出“修辞是一个选择过程”。一些大学现代汉语教材也持此说。可以说，整个现代修辞观念的发展主要是围绕这三条主线发展起来的。其他诸如“准确、鲜明、生动说”、“经济、简炼”说等等只是抓住了修辞现象的某些方面，而非本质，我们认为并非是对修辞本体观的认识。 这三条主线中，我们觉得最富有生机的是“同义手段选择说”，高名凯先生在《语言风格学的内容和任务》一文中把同义手段作为一种修辞学理论提出来，吕叔湘先生在《我对于“修辞”的看法》一文中也鲜明地表示，修辞学是在各种可供选择的语言手段之间进行选择。从80年代到90年代修辞学的发展状况看，刘焕辉先生在国际汉藏语学会会议报告中的评价是正确的：是王希杰和张志公的新的修辞观念推动了80年代中国修辞学的发展，一大批修辞论著正是这一新观念的产物。[①]谭永祥先生在《汉语修辞美学》中对“同义手段选择说”持有异议，我们觉得这一方面是对“同义手段”的理解不同，另一方面，“同义手段选择说”也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阐释。王希杰先生《通论》一书的出版，比较科学地解决了“同义手段选择说”的理论问题。王先生把“同义手段”问题放进他的由四个世界（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零度和偏离、潜性和显性构成的体系中，并以得体性作为同义手段选择的规则。这样就使“同义手段选择说”富于更大的解释力和覆盖力，增强了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王先生认为，人类的交际活动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而语言交际最为重要。所谓修辞学，就是研究在交际活动中如何提高表达效果的规律规则的科学。修辞学是一个学科群，其中的核心是普通修辞学，它包括理论修辞学、实用修辞学、修辞工程等，广义的修辞学还包括修辞哲学、边缘修辞学和修辞学学。这是到目前为止对修辞学蓝图构画最为完整、科学的描绘。在这个学科群中，最重要的是理论修辞学。王先生在现代修辞学研究中，始终坚持在核心理论问题上不断探索、不断超越。1983年《汉语修辞学》就构建了一个新体系，明确区分了“修辞活动”、“修辞”和“修辞学”。提出修辞学就是研究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科学。[②]1993年，《修辞学新论》则提出了新的语言观、修辞观和方法论，认为：“修辞学是从表达效果出发来研究口语和书面语在交际活动中的言语常规、变形和正负偏离现象，建立已然的和可能的修辞规范及超规范、反规范的模式的的一门语言科学。”[③]从这修辞理论研究“三部曲”当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修辞观的传承，也可以深刻感受到其中的不断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