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对90年以来我国外语界语言学研究（主要指英语语言学）的概况作一简要的回顾与分析，旨在指出近六年来外语语言学界的主要学术热点，勾勒出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的大致走向、主要成就、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 本文用来确认学术热点的几个重要指标是：（1）发表的论文和专著数量和质量；（2）研究人员的数量和质量；（3）研究课题的深度和广度；（4）专题学术讨论会的数量和质量。 对第一类指标的确认，本文作者查阅并进行量化分析的主要资料包括：（1）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外国语》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报《外语教学与研究》；（2）90年以来各有关出版社出版的外语语言学类主要著作；（3）国内其它外语和语言类主要学术刊物。 第二类指标与第一类有关，确认的依据主要是论文和专著的作者的情况，以及国内外语专业语言学类硕士和博士点的有关情况等。 第三类指标的认证主要通过对论文和专著的选题和其中的研究方法的分析进行。 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我国外语界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分为三个层次或三种境界。第一层次为一般层次，主要是限于对国外有关理论的简单介绍和评论；第二层次为中间层次，这一层次的研究超越了纯粹介绍国外有关理论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有自己的见解，并可以通过对具体语言现象（包括汉语）的描述和分析对国外的有关理论作出较为准确、客观的阐释、修正或补充；第三层次为高层次的研究，研究者在深厚的东西方文化和语言学功底的支持下，进行自己独立的研究，对一些重大语言学理论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和贡献。在我国外语语言学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的学术研究基本停留在第一层次。达到第三境界的学者到目前为止仍是凤毛麟角。我们认为，要说某些研究课题和领域已成为学术热点，其中大部分研究者的研究水平或研究成果至少应该达到了第二层次。 第四类指标的确认比较容易。90年代以来外语界所举行过的语言学专题讨论会许多刊物都有报道。 根据以上四类指标的综合分析，我们发现，90年代以来我国外语界语言学研究的主要热点有：1.系统功能语法。90—95年《外国语》发表的涉及系统功能语法的论文达27篇，占语言研究类论文总数的9%；《外语教学与研究》发表有关论文5篇，占语言研究稿件的4%；五年多来出版重要专著2本：胡壮麟先生的《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程琪龙的《系统功能语法导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重要论文集3本：胡壮麟主编的《语言系统与功能》（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朱永生主编的《语言·语境·语篇》（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和任绍曾主编的《语言·系统·结构》（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我国外语界语言学专门研究功能语言学的博士生导师有两位；截至1995年，国内已举办了全国性专题学术研讨会四次；2.语用学。90—96年《外国语》发表相关论文23篇，占语言研究类稿件的8%；《外语教学与研究》发表12篇，占语言研究类稿件的9%；专门从事语用学研究的博士生导师两人；到1995年，国内全国性语用学学术研讨会已举行了四次；国内某些学者还担任了国际有关语用学刊物的编委；3.社会语言学。90—95年《外国语》共发表有关论文19篇，占语言学类论文总数的6.3%；《外语教学与研究》发表有关论文11篇，占语言研究类论文总数的8.5%；4.话语分析。90—95年，《外国语》发表有关论文13篇，占语言研究类稿件的4.3%；《外语教学与研究》发表有关论文9篇，占语言研究类稿件总数的7%；90年以来已举行了两次以上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外语界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大致走向和发展趋势是：从以介绍和引进国外有关理论为主逐渐过渡到结合具体语言材料、介绍、分析、评价和补充国外的有关理论，并针对某些专题进行独立和系统的研究；从单一的、以语言学方法为主的理论研究逐渐向跨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过渡。 下面我们对以上结论结合四类指标作简要的说明。 （一）系统功能语言学 系统功能语法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引进工作最初是在80年代中后期由一批在该学派的开创者韩礼德所在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归来的学者进行的。他们后来实际上也成了国内系统功能语法研究的带头人和积极推动者。进入90年代，系统功能语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对功能语法的语言观和方法论对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影响和启发的探讨，二是对系统功能语法中的语篇研究理论进行实践和补充。 第一类文章的数目较多，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期。代表作如：金顺德的《系统语法理论及其语言观》（《外国语》1990第6期），胡壮麟的《韩礼德语言学的六个核心思想》（《外语教学与研究》1990第1期）和《功能主义纵横谈》（《外国语》1991第3期）；朱永生的《主位与信息分布》（《外语教学与研究》1990第4期），《系统功能语法中的“功能”辨析》（《外国语1992》第1期）和《衔接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外国语》1995第3期）；沈洁民的《韩礼德的功能语法理论及其语言观》（《外国语》1991第3期）以及M.A.K.Halliday的SystemicGrammar and the Concept of a"Science of Language"（《外国语》1992第2期）等。 从1993年起，运用功能语言学方法进行语篇分析的研究论文明显增多，如张德禄的《语篇连贯与语篇的非结构组织形式——论语篇连贯的条件》（《外国语》1993第3期）；赵晓寰的《语篇结构及其语境意义初探》（《外国语》1993第3期）；张亚非的《语篇及其符号解释过程》（《外国语》1993第5期）；陈中竺的《语篇与意识形态：批评性语篇分析——对两条罢工新闻的分析》（《外国语》1995第3期）等。 与此同时，部分功能语言学学者逐渐开始对英汉两种语言中的语篇衔接和连贯的手段等进行系统分析，试图对国外相关理论有所补充和修正。如胡壮麟的《英语疑问语气系统的多层次和多元功能解释》（《外国语1994第1期》）和《语音系统在英语语篇中的衔接功能》（《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第2期）；任绍曾的《英语时态的语篇功能》（《外国语》1995第3期）；朱永生的《主位推进模式与语篇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第3期）以及左岩的《汉英部分语篇衔接手段的差异》（《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第3期）等。 受功能主义语言观和方法论的启发，有些学者尝试用功能语言学的观点和理论对部分语言理论和语言现象进行分析，如申小龙的《系统演变的功能主义解释》（《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第1期），徐盛桓的《移动新论——从功能语言学看移动》（《外国语》1991第5期），雍和明的《系统功能语法与英语句法研究》（《外国语》1992第1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