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根据朱德熙先生关于自指和转指的理论、歧义指数理论对吴为章先生关于单向动词的观点和结论进行了检验，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单向动词的定义，并对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 在汉语配价语法的研究中，吴为章先生的成果较为显著。她先后发表了《单向动词及其句型》、《“X得”及其句型——兼谈动词的“向”》、《动词的“向”札记》等文章。吴为章先生对汉语配价语法的贡献殊不可没，但对于吴为章先生论著中的一些观点和结论，则似可商榷。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吴为章先生关于单向动词的某些结论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以就教于吴为章先生和语文学界的同行。 自1982年吴为章先生发表《单向动词及其句型》（以下简称《单》）以后，对于现代汉语的单向动词再也无人问津，似乎吴为章先生关于现代汉语单向动词的观点已成定论。然而认真拜读了吴为章先生的论著之后，我们觉得对吴先生的观点仍有商榷的必要。因为单向动词的确定这一问题并不仅仅是关于单向动词自身系统的问题，而是直接涉及到双向动词、三向动词以及整个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系统的问题。吴为章先生是立足于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系统来研究现代汉语的单向动词的，故而本文讨论的范围也不仅限于单向动词。 吴为章先生关于汉语配价语法的研究，根据其“单向动词”“显性语法关系”“隐性语法关系”等术语的使用和有关的说明来看，显然是在朱德熙先生的影响和启发下进行的。[①]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朱德熙先生关于汉语配价语法的研究说起。 二 1978年朱德熙先生发表了《“的”字结构和判断句》，首先把“向”的概念引进汉语语法研究。朱德熙先生对单向动词、双向动词和三向动词进行了举例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VP的”结构的歧义指数理论。1983年，朱德熙先生发表了《自指和转指——汉语名词化标记的“的、者、所、之”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建立了自指和转指的理论并完善了歧义指数理论。该理论可简要表述如下： “VP的”结构如处于非定语位置上，都表示转指； “VP的”结构如处于定语位置上，如果V的向在VP里都出现，那么“VP的”结构一般只能表示自指；如果V的向在VP里没有全部出现，而“VP的”的中心语是V的一个向，那么“VP的”表转指；如果V的向在VP里没有全部出现，而且“VP的”中心语也不是V的一个向，那么，“VP的”结构表自指。 用n代表V的向（价），用m代表出现在VP中体现V的向的成分的数目，n和m的差记为P，即P＝n－m，P就是“VP的”可能有的语义解释和数目。 当P＞1时，“VP的”可以表转指，有歧义；当P＝1时，“VP的”可以表转指，无歧义；当P＝0时，“VP的”只能自指。P就是“VP的”结构的歧义指数。 “VP的”结构所表示的转指意义很广。例如： 指施事：游泳的／开车的 指受事：这本书是刚买的。／这些钱是才借的。 指工具：这把刀是切肉的／钥匙是开锁的。 指目的：这次会议是北京大学筹备的。／小张攻读的是博士学位。 指材料：这些木料是打家具的。／这些毛线是织毛衣的。 指处所：这间屋子是堆化肥的。／这个柜子是放书的。 指方式：他跑的是八百米。／他存的是活期。 指与事：我借给他钱的（那个人）。／小偷偷的是老王家。 从以上举例我们可以看出，由于“VP的”的转指意义是多种多样的，因而，“VP的”中V的向也并不仅仅限于施事、受事、与事这三种成分。 关于自指和转指理论、歧义指数理论更为详细、深入的论述，请参阅朱德熙（1978）（1983）和陆俭明（1993）。 从朱德熙先生的自指和转指理论、歧义指数的理论可知，“VP的”结构表转指的歧义指数同“VP的”中V的向有直接的关系。根据朱德熙先生的理论，我们可以推知：单向动词构成的“VP的”结构，如果其中V的向在“VP的”结构中出现，那么“VP的”只能表自指；如果V的向在“VP的”结构中不出现，也不出现在“VP的”结构的中心语的位置上，那么“VP的”结构也表自指。例如： 咳嗽的人。咳嗽的是我。咳嗽的声音太大了。 根据朱德熙先生关于自指和转指的理论、歧义指数的理论，我们也可以根据“VP的”结构的转指及其歧义状况来确定动词的向。如果一个“VP的”结构表转指，其歧义指数为一，那么这个“VP的”结构中的V必然是单向动词；如果一个“VP的”结构表转指，其歧义指数大于一，那么这个“VP的”结构中的V必然不是单向动词。 三 在《单》一文中，吴为章先生把单向动词规定为能出现在“N[,s]—：N[,s]：N—N[,s]”替换框架之中的动词。其中N[,s]为必有的名词性成分，N为可有的名词性成分。根据单向动词在上述三个替换框架中的分布，吴为章先生把单向动词共分为三大类十三小类（详见原文）。 根据朱德熙先生关于自指和转指的理论、歧义指数的理论来观察《单》）一文中所列出的单向动词，我们发现其中有一些并不是单向动词。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讨论。 《单》2.2.1一节中列出了“坐”类单向动词，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