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甲骨文系图形性较强的象形文字，经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而成为如今这个样子的文字。中国文字所以如此长期停留在方块字的阶段，跟汉语本身缺乏词形变化、一个音节一个字的特点有关。在方块字产生的初期，一个象形字的字形跟该字所代表的一个词儿在意义上直接发生联系。后来随着字形的演变，象形字变得愈不像形，而且原有的词义和词音也逐渐改变。结果以独体字为主的阶段慢慢转变到以合体字为主的阶段。合体字之产生一边可反映方块字本身具有一定的造字系统，一边可反映当时的人要谋图用书写形式辨别同音异义词。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个合体字代表一个词儿的情形也早已结束而面临新的局面。 一、方块字为约定俗成的书写符号 虽然汉人所使用的书写符号里有些象形字，但中国文字决不是像古代埃及文字那样的象形文字。中国古代所有的文字符号是照着象形、象事、象意、象声四种手段造成的。这四种造字手段再加上汉语重视分辨音节和缺乏词形变化等一些语言上的特质，使得中国文字的形体一直到目前为止仍保持着“形符”的特色。按照传统的说法，中国文字可分成六类，称做“六书”[①]，包括“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其中前四种手段是造字之法，后两种手段是用字之法。属于用字之法的“转注”这一类的字数很少，又很不确定。《说文解字叙》云：“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所以“转注”就是语基相同，意义相同，而形体不同的文字间之转相注释。除了“转注”之外，“象形”、“象事”、“象意”此三类也只占极少数。此三类的字似乎对于汉语里的词儿有着相对的独立性，而文字可以脱离语言单独成为一套完整的书写符号系统。可是自古以来文字是同语言之词儿很密切地结合起来的。于是结果就失去了固有的象形象意的作用，变成口头语言的约定俗成的视觉符号。汉字不再是意念的直接符号，而是汉字所代表的口语里的词儿为意念的符号。换句话说，中国文字很久以前已出现一个字等于一个词儿的现象。于是虽透过分析字形能使人看懂文字所代表的词，可是该字的实际意义本身还要学习。其实，中国文字也象音素文字一样与口头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整个文字当中象声字所占之比率可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假借也与口语有紧密的关系。人要造字时有些口语词的意义想来想去也没有办法写出来，就不得不放弃造字，而采取另外手段，此时通常用的办法是假借。《说文解字叙》云：“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有一个词儿，要给它造一个字，就借用已造出的同音字来代替未造出的字，也可以说就借用别的已经有字的同音词的写法。由此可见假借的开端的确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②]。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后情况就稍微改变些；本来已有的字在记录语言时，因为一时想不起来本字，所以不能不用另外一个同音的字来代替，这也叫做假借；甚至用了错字或别字，也冒充为假借；此可说系假借演变的过程当中显出来的现象。当做假借字用的已有的词无疑系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这四类。举例说，有一个词“然”，其本义为“燃烧”。《说文解字》云：“然，烧也。从火疣声。”然而当时有个常用口语词，跟“然”字同音，它所含的意义是“如此”，无法写成一个字。因此为了分别起见又给本字增添火字旁，重新造出“燃”字，表示“燃烧”之意义。目前“然”字被人们当做假借字用，而“燃”字早已代替原来“燃”字的地位。[③]与此种情形不同，有些象声字的声符只是用来和形符相拼合表示象声字的声音，而该象声字从来没有假借作其声符之本义，形符也从来没有表示该象声字之意义。譬如说“塘”字，它的形符“土”表示“塘”字跟土木工程有关，声符“唐”表示声音。与此同样，“铜”字之形符“金”表示其意义属五金，声符“同”表示声音。现今有人看来“塘”和“唐”读音相同，“铜”和“同”也读音相同，而认为许多象声字的情形也差不多，但其实不然。不仅如此，目前众多的人不晓得在产生那些象声字之前好几百年，不加偏旁的本字就在古书里当做假借字用，或者有了引申义。任何象声字不论将同音字任意借用或者是同一个字义的引申，在造字之时一个象声字跟其声符的读音必定相同或很近。但是随着时代之发展，象声字之读音跟其声符读音的不同现象日趋扩大起来了。如今有好多字已经不能从声符推断象声字之读音，也不能从象声字推断声符之读音。这种现象实在是不可避免的。这不只是由时间之不同与空间之不同所引起的；因为大体上看来，中古以前时期好多词儿的记录已经没有依靠造字之法。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根据文字上之特点来讲，一个字只有一个音节；一个字不会有两个音节。若是一个词儿只有一个音节，那么就可以有一个字。可是假如一个词儿有两个音节，那就不会只有一个字。其实中古以前时期汉语里的好多词儿已经不是一个音节。因此活在古代的汉人记录复音节词时基本上无法依靠造字之法。 二、双音单词之产生与语言规律 我们通常说古代是单音节词为主，而现代是双音节词为主。那么，单音节词为主的情形，后来为何变成为双音节词为主的情形呢？其主要之原因可能跟社会的发展密切联系。由于日益显现文明之发达、人口之增加等种种因素，一个音节代表一个词儿的一种语言规律，在古代某个时期已经不能满足人要表达意念的愿望。从此汉语的词儿逐渐向双音节化的方向发展，而这种趋势不久就成为新的词汇发展规律。我们可推想远在西周时代双音节词已经不算极少。假如我们肯定从单音节词走向双音节词是汉语词汇发展的一种规律，那么远在《诗经》时代这一趋向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了。其实，跟一般的先秦散文作品相比，《诗经》的双音节词所占的比率相当大。《诗经》里的好些双音节词给我们说明在复音节化的初期阶段产生的词儿具有什么样的面貌。古代单音节词众多的情形下人们恐怕经常遇到无法表达意念的局面，因而为了充足描写景色或情感的需要，乃造出些以重言为手段的单纯词。古代之单纯复音词也叫联绵词[④]，复音节化的初期阶段产生的联绵词可能是重言词。它以叠字形式记录，也可说联绵词的一种特殊形式。由于首次记录重言时的叠字后来读音有些改变，书写形式也有些改变，而又出现双声词、叠韵词或双声叠韵词。我们所认得的联绵词大都是运用语音特点造出的单纯词。在《诗经》中重言词多半属于形容词，以重叠的音节来烘托事物的态貌。形容词的重叠形式可能渊源于《诗经》时代重言词。但是《诗经》里的重言词不像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的重叠形式，如《卫风·淇奥》之“瞻彼淇奥，绿竹青青”和《小雅·苕之华》之“苕之华，其叶青青”，这里的“青青”并不是指颜色而言，而是描写植物茂盛的。与此同样，《小雅·巷白》“骄人好好，劳人草草”的“好好”并不是好坏的好，而是描写人很安康的。这些重言词纯然由两个重叠音节构成，同单音节词之意义毫无关系，另一种情况显示重言词意义与单音节词意义基本相同，但重言词带有描写的性质，如《小雅·大东》“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这里的“粲粲”与《郑风·羔裘》“羔裘晏兮，三英粲兮”的“粲”意义相同，皆为鲜明之义。有些单音节词的前面或后面加上“有、其、斯、思”等附加成分构成合成词，或加“矣、止、兮”等助词凑足两个音节，该词之意义跟同音的重言词相同。这种形式在《诗经》里用得比较普遍，先秦时代其他典籍里很少见到。这是因为《诗经》以四言为主，并且大都以两两音节为停顿，要求音节成偶数，有时单音节词不符合这个需要，就加上一个音节来凑数。而且有些重言词语音相同或相近，虽然文字不同，意义却多相贯通，它们多有同源关系，有的甚至可以当做一个词，例如，“皇皇”、“煌煌”、“裳裳”皆形容光华而美盛的样子，“央央”，“英英”，“阳阳”皆形容鲜明的样子，“履履”、“矫矫”、“骄骄”皆形容壮健的样子[⑤]。我们由此可知在《诗经》时期同一个重言词的书写形式不只是一个。而且用语音形式表达意义时同一个重叠音节有一些稍微不同的意义。因此我们可推想当时的华夏人以重言手段来表达一个意义时首先需要文字的记录。此时华夏人可能常采取已有的象声字。例如说，有一个重言词，它的一个音节相当于“乔”字音，可是“乔”字本义为“高而弯曲”，而若写成“乔乔”的话并不合适。该重言词所表达的意义为“壮勇的样子”。目前我们能见到的古书里所记载的该词的书写形式是“矫矫”，如《尔雅·释训》：“番番，矫矫，勇也”。不过“矫”字本身的原来意义不是跟该重言词之意义有关[⑥]。由此得知原来“矫”和“矫矫”二者为毫无相关的词儿。又如《尔雅·释训》：“旭旭、履履，憍也。”这里的“履履”跟“矫矫”二者却为相关的词儿。“履履”之意义可能是“矫矫”意义的引申义，因为“履履”之意义表达趾高气扬的样子。这些情形就反映《诗经》时期已有不少同音词。因此可能象声字之数量也随着同音词的产生日益增多起来了。与此同时，同音字的增加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不仅如此，同音字的增加又与重言词和其它联绵词之产生颇有关系。好些重言词当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当代通用频率较高的词儿，如《尔雅·释训》“穆穆、肃肃，敬也”和《尔雅·释训》“肃肃，翼翼，恭也。”这些词皆表达出恭恭敬敬的样子。那么“穆穆，肃肃，翼翼”这三个重言词当中为何可以看做第二个词儿频率较高呢？其主要原因可说“肃”字本义跟其叠字之意义并无不同，仍保持相关意义，但“穆穆”跟“翼翼”的情形则不然。除了重言词之外，单纯双音节词还包括以双声叠韵为特点的联绵词，但为数不多。例如“鸳鸯”，这个词儿系双声联绵词。它最早见于《诗经》，如《小雅·鸳鸯》：“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君子万年，福禄宜之。”它虽不是重言词，然与重言词一样不能分开讲。《说文解字》云：“鸳，鸳鸯也，从鸟，夗声”。又云：“鸯，鸯鸯也，从鸟，央声。”《说文解字》之著者许慎在解释字义方面有一个规则，联绵字之下一个音节不加解释字义，只列举联绵的字，而表示该词是不可分割的。故我们得知“鸳”字和“鸯”字是专门为“鸳鸯”这个词儿造出来的象声字。上述的种种情况，使得我们不难推测先秦时期华夏人之口头语言对于象声字和假借字的产生起了极大的作用。其实汉语之词汇是以单音节词为基础条件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可推断至少在《诗经》时期之前华夏人不仅采取音节重叠方式造词，而且还采取在重言的基础上改变其中一个音节的声母或韵母的方式造词。也可以说在《诗经》时期的复音节词多半是按语音造词方式产生的双音节词，联绵词还可包括少数音译外来词。
